作者：辛紅娟（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外國語學院教授）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瑰寶，深刻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和道德品格，而作為儒家“四書”之一的《中庸》，不僅承載著孔子及其門生傳授的處世哲學與人生智慧，更是中華民族“中和”哲學思想之所系。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將我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北京中軸線”體現了獨特的中國傳統都城規劃理論和“中和”哲學思想。“中和”貫穿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宇宙本體論、演化生成論、關系價值論之中，不僅為個人的修身養性提供指導，也為社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哲學方法論。在東西文明交流互鑒的學術框架下，甄別、凝練《中庸》哲學構筑的整體性思維、過程性思維和互系性思維，不僅有利于透徹理解北京中軸線所含蘊的“中和位育”精神價值，也是對賡續中華文脈、推動文化繁榮重大使命的學術回應。
“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
《中庸》開篇即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人性、天命、道與教化之間的內在聯系，構建了“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框架。在《中庸》看來，人性源自天命，遵循天性而行即為正道，教化則是引導人依循本性、歸于正道的過程。這種思想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宇宙本體論觀念，即將天、人、道、教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從本體論視角看，中國和西方傳統哲學中對于宇宙秩序的不同理解，造就了兩者在認識論與價值論方面的差異。因此，要深入理解儒學的哲學思想，就需厘清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秩序”與西方相關理論的本體論差異。在古希臘羅馬哲學體系中，本體論主要研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質，對此“本原”的研究即本體論研究的先聲。從古希臘至近現代，西方主流哲學普遍將“實體”（“實在”“真理”）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基石。然而，中國古代哲學并未形成與西方相對應的本體論體系，而是發展出了本根論。這種根本的東西主要有四類：道論、太極陰陽論、氣論與唯心論。中國哲學本根論區別于西方哲學本體論的最主要特色是，將世界產生的根本原因與這個世界本身合而為一，自成一體。
深入探究《中庸》的哲學智慧，我們會發現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與現代思維方式有著諸多契合之處，其中最顯著的當屬整體性思維。《中庸》第二十六章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這可以理解為，“天地運行的法則，可以用一個‘誠’字來囊括：誠本身專一不二，所以生育萬物多得不可估量。”這表明，中國古人相信的宇宙世界是一個整體，構成這個世界的秩序是多元的，而且整體不受制于萬物中的任何一個事物，萬物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維持著宇宙的平衡與秩序。
這種整體性思維，對于當代社會而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天人合一”不僅是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追求，更是對個體與社會、個人與宇宙之間內在聯系的深刻洞察。它啟示我們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時，應保持一種整體性的視角，追求內外和諧、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提供了一種包容性的文化觀念，有助于我們應對環境挑戰，促進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
“生生日新”的過程性思維
《中庸》的“時中”觀念，體現了其“生生日新”的過程性思維。孔子提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并強調“中庸”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隨時代變化而不斷調整的動態平衡狀態。這種“時中”思想，體現了儒家的過程性思維，即在處理問題時既要遵循基本原則，又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通，以求達到最佳效果。當論及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時，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本根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促使我們注重事物發展的過程，思考萬物之間的關聯，即用過程性思維看待世界與思考問題。
過程性思維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重要思維方式，體現的是萬物之間的相關性、互相生成性以及時時轉化性，強調的是萬物之間的動態關系。不同于西方實體性思維中單線單向的線性關系，在過程性思維中，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系是相互關聯的，此即是彼、相輔相成。在過程性思維中，人們追求的始終是“道”，“道”存在于人與萬物之間，是人與萬物之間的聯系，需要用心維護。
中國的過程性思維衍生出了中國人萬物不分、萬物相系的行為方式和語言規則，在《中庸》中則集中體現為過程性語言的大量使用。不同于以靜態性為主的實體性語言，過程性語言的特色是其動態性及主動性，這種類型的語言更能體現中國哲學的過程性思維特征。例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指的是君子把真實無妄看得特別寶貴，以真實與真誠作為修身的必要條件，呈現了君子自主選擇修身標準的動態性和主動性。又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中的“道”是日常行事的道理，由心而發的品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因此，人一刻也不能離開“道”。此句凸顯了“道”的主動性、流動性，呈現了《中庸》所倡導的積極求“道”、努力做到“中庸”、主動做到“慎獨”的入世精神。
“生生日新”的過程性思維，鼓勵人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以適應日益變化的社會環境。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社會變革加速推進，我們更需要具備這種過程性思維，勇于面對挑戰，敢于革故鼎新，以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
“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維
《中庸》中提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不僅揭示了情感管理的智慧，還強調了和諧在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中庸》所倡導的“中和”理念，是其“和合共生”互系性思維的集中體現。在《中庸》看來，“中和”是天下達道，是萬物生長的基礎。通過“致中和”，可以實現天地萬物的和諧共生。《中庸》所倡導的“中和”思想，超越了簡單的折中或平衡，是一種深刻洞察宇宙萬物運行規律后的和諧共生理念。在宇宙本體論層面，“中和”體現了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在演化生成論層面，它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動態平衡與自我調節；在關系價值論層面，“中和”則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原則。若將儒家倫理核心概念“道”與西方傳統核心概念“理”進行溯源對比，不難發現，“道”指的是“道路”“人之所行”，需要人去實踐與體驗；而“理”是“觀看”，即“對事物的看法”，屬于思考與分析層面。在中國哲學中，從《莊子》“盜亦有道”，《中庸》“日用即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以看出，“道”強調的是生活寓意，側重社會事物之間價值關系的運動與變化規律。中國傳統認識論從“道”出發，最終走向了以日常生活為宗旨的“價值哲學”。有鑒于此，就價值論層面而言，西方哲學以理性思考和邏輯分析為核心，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意志；中國哲學側重互系性思維，關注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依存，強調人是關系性的存在。
“互系性思維”這一術語由葛蘭言（Marcel Granet）于1934年在《中國人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中首次提出，用以歸納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基本思維方式，其在中國哲學典籍中的直接體現是語詞的聯想性和典籍之間的互文性。《中庸》的“互系性語言”主要有二：一種在句子之中，指以互文、反復（重復）、關聯等形式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語詞；另一種則隱含在文字之外，指需要讀者了解中國哲學、文化知識并細細品鑒才能悟出的含義。
中國哲學典籍深深扎根于中華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它們共同孕育于相似的哲學背景和社會環境，故其文本在說理、言物、指人等方面，擁有共同的源頭和靈感。《中庸》與《論語》《孟子》《荀子》等哲學典籍在內容和思想上展現出了顯著的互文性。如，《中庸》的標題“中庸”二字，最早出現于《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這一表述不僅揭示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也展示了《中庸》與《論語》之間的緊密聯系。再者，《中庸》之論“誠”，與《孟子》之論“誠”一脈相承，均深刻探討了“誠”的內涵與實踐。《孟子》有云：“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認為，“誠”是獲得上級信任、朋友信賴的基石，是治理民眾的前提，而至誠則無不動人，不誠則無以動人，《中庸》亦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另外，《中庸》與中國哲學典籍的互文性關聯中，最為顯著的莫過于與《詩經》的聯系。《中庸》雖僅3000余言，但對《詩經》的引用卻多達16處，這種緊密的互文性關聯不僅彰顯了《中庸》深厚的文化底蘊，也進一步證明了中華文化中哲學與文學之間的緊密聯系和相互滲透。
在修辭手法上，《中庸》大量運用了反復，以第十章中孔子針對子路關于“強”的提問所作出的回答最為明顯，“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在這一章節中，通過連續反復的修辭，孔子強調了中道之強的可貴之處，即在和諧中保持堅定，無論環境如何變化都能堅守自己的立場和原則。儒家重視德性的培養，這種追求中道的精神不僅適用于個人修養的提升，也是國與國之間實現和諧、共贏的關鍵所在。此外，《中庸》還運用了詞語重復的手法，如“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通過詞語的重復與遞進，形成了語句之間的緊密聯系，使文本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韻律感。這些修辭手法不僅體現了中國哲學語言言簡意賅、相互關聯的特點，還彰顯了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獨特韻味。
“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維為我們提供了處理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之間關系的寶貴思路。《中庸》作為儒家哲學的璀璨明珠，其深邃的思想體系跨越千年，不僅構筑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坐標與道德基石，更在全球化的今天展現出跨越文化界限的智慧光芒。通過對《中庸》“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生生日新”的過程性思維和“和合共生”的互系性思維的深入探討，我們不僅揭示了其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獨特魅力與價值所在，更為當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指南。
面對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中庸》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和諧理念以及互系性思維，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和更為堅實的行動基礎。我們應當深入挖掘《中庸》思想的當代價值，將其智慧應用于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對《中庸》思想的傳承與創新，我們可以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人類的未來創造更加美好的前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庸》的智慧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將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加和諧、繁榮的未來。
《光明日報》（2024年09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