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辰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文物事業，被譽為“祖國文物的守護人”。在他的百年人生中，與光明日報的交往貫穿了近七十載。
謝辰生自1946年起擔任鄭振鐸秘書。回顧這段經歷，他不禁感慨，“五四”那一代新文化運動先驅，大多集作家、學者、編輯、教師和社會活動家于一身，報刊是他們傳播和交流思想的主要陣地。亦正是因為這層關系，謝辰生與諸多報人都有接觸，其中便包括光明日報首任總編輯胡愈之。
鄭振鐸與胡愈之是有著30年情誼的摯友，曾合作辦刊編報。1949年9月，謝辰生按鄭振鐸安排到北平報到，親見胡愈之與鄭振鐸交流光明日報辦報方向。談及如何處理新與舊的關系，鄭振鐸說，我們都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新人，但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不能斬斷的。胡愈之說，建立新中國是偉大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我們還須文化振興，光明日報要大力鼓與呼。每每說到此場景，謝辰生都難掩激動之情。
1949年11月文化部文物局成立。謝辰生回憶，作為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的思想文化大報，光明日報秉承“五四”以來學人編報的傳統，幾大專刊皆由一流學者組成編委會，發表的學術文章質量很高，常會成為文物局內部的討論熱點。
“尤其是郭老（郭沫若），特別關注文物，我們也會及時向他報告這方面的信息。”那時的文物局與歷史學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互助，如1950年3月，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讀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實〉》，7月又發表《申述一下關于殷代殉人的問題》，資料都來自殷墟考古。文物局的《文物》也時常轉載《光明日報》的文章，如1965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等。
謝辰生現存最早的日記寫于1953年，1月23日就載有“和家晉（筆者注：朱家溍）商討給《光明日報》寫文章”的內容。他對《光明日報》的熟悉和親近，還有親友的原因。20世紀50年代，九弟言彪（謝國權）、侄女謝紀青和其丈夫陸灝都是記者。言彪曾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倫敦分社社長，他的家常常是國際口記者交流的地方。在這里，謝辰生結識了多位光明日報記者，并向他們講述了很多文物保護的事。
“我為《光明日報》寫過社論。”1956年，為宣傳第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謝辰生執筆為《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撰寫社論。《光明日報》這篇題為《提高博物館工作的質量》，發表于當年的6月7日。社論指出：“博物館是向人民進行思想教育，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為科學研究提供資料的有力工具之一”“無論是征集、保管工作或是陳列工作，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博物館的宣傳教育作用”。對照2024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博物館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當初奠定的博物館工作基本方向和思路，至今仍不失指導意義。
謝老晚年與光明日報的交往更加密切。可以說，光明日報較完整地記錄了他晚年依舊奔波于搶救保護文物一線的思與行，推動國家文物政策法規進一步完善的全過程，向全社會展現出了謝老為文物事業鞠躬盡瘁的堅韌而忘我的精神品格。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光明日報對他的專訪、他在《光明日報》上獨家發表的文章、光明日報在涉及文物保護的報道中對他觀點的引述。總量以數十篇計。僅擇其要者，加以簡述——
2005年3月，謝辰生就《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接受光明日報記者專訪，強調“加強北京舊城整體保護是關鍵”。
2009年7月24日，光明日報《走近大家》專欄刊發長篇專訪《謝辰生：文物保護一“闖”將》。這是當時中央主要新聞單位對他個人報道最全面深入、準確生動的一篇。謝老也很認同這個“闖”字：“文物保護絕不保守，堅持原則，需要闖勁兒！”
2010年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遺產》版（現《文化記憶》版）創刊，謝老發表寄語：“全球化進程中，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吸收外來文化精華的同時，必須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如果不加強對本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缺乏認同，其后果不堪設想！對于一個民族，歷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斷了根、丟了魂，這個民族就不存在了，還談什么民族復興！保護文化遺產不僅是尊重歷史文化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具有現實意義。欣聞光明日報開設《文化遺產》專刊，特此祝賀，期待不遺余力地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鼓與呼。”他還欣然題詞，認為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2014年3月3日，光明日報《名家看兩會》欄目首篇文章就是由謝老口述的《文物保護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他在文中強調：“各級政府要健全和充實文物機構和干部隊伍，樹立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做到依法行政，違法必究。”文章引起業內外熱議，很多專家領導致電表示贊同，眾多媒體轉載。
2016年7月22日，光明日報《文化遺產》版刊登謝老口述，由我整理成文的《保護必須是第一要務》。他指出，“《文物保護法》是探索建立中國特色文物保護理論體系的基石”。他以親身經歷全面梳理了《文物保護法》從立法到歷次修法的經驗，提出了諸多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明確反對割裂文物工作方針。這是他在本輪修法過程中，唯一公開發表的文章，對推進修法進程和質量，起到了很大作用。
2017年8月14日，《光明學人》版整版刊發我的文章《謝辰生：為“文物”正名》。謝老用放大鏡讀了多遍，直到病逝，這張報紙一直被立于新居的書架之上，見證著他與光明日報的歷史情誼。
還記得，《光明日報》2012年9月13日頭版頭條發表《老建筑，別都拆了》，謝老看后連呼：“光明日報是文物保護的諍友！”
在謝辰生心中，光明日報不僅是文物保護的諍友，更是他的摯友！還記得，當他看到《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頭版刊發的本報評論員文章《將文化遺產保護提升為基本國策》，老人臉上溢滿欣慰的笑容，“光明日報終于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
（作者：穆森，系謝辰生晚年工作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