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儒家提倡常人難以企及的“君子”道德標準，孔子要求人們“克己復禮”以行“仁”，孟子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種，小人幾乎等同于禽獸，君子多數人高不可攀。這樣一來，一方面大家不愿做小人（禽獸），另一方面君子又很難做到，這就導致一部分人做“偽君子”。所以，魯迅先生抨擊某些人“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

但是，儒家并非沒有意識到“仁”和君子的標準過高、常人難以企及的問題。《禮記·表記》記載孔子三次感嘆“仁之難成久矣”“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即：仁的難以成功，由來已久了！

人們之所以行“仁”難，是因為“仁”的標準超過常人所及。《禮記·表記》記載孔子一方面認為“仁者，天下之表也”（即仁是天下人的儀表），另一方面又承認能夠做到仁的人很少，他說：“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意思是：不是為了滿足私欲而喜好仁的人，也不是因為畏懼才厭惡不仁的人，這樣的人在普天之下很少。所以，君子在議論做人原則時是以自己為準，在制定法律時是以百姓能做到為準。“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意思是：仁的實行有三種情況，一是安于行仁，二是為了利益而行仁，三是勉勉強強而行仁。三者雖然都能達到仁的效果，但出發點卻不同。都能達到仁的效果，僅從效果上看，是看不出它是屬于哪種仁的。在行仁時遇到了挫折，這時候就可以看出它是屬于哪種仁了。真正的仁人，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安于行仁；自以為是的人，看到有利可圖才去行仁；害怕犯罪受罰的人，是迫不得已而勉強行仁。

天性樂于行仁的人，天下非常得少。《禮記·表記》記載孔子說，仁作為一種器物，非常非常之重；作為一條道路，非常非常之遠。作為器物，沒有人能夠把它舉得起來；作為道路，沒有人能夠走得完。我們只能看誰舉得較重，走得較遠，以數量多的，算作仁了。像這樣勉力于仁，難度夠大的了！所以君子如果用先王的標準來衡量人，那么做人就很難達到標準；如果用今天一般人的標準去要求別人，那么就可以知道誰是賢人了。

圣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境界來制定民眾的行為標準。《禮記·表記》記載孔子說，君子不會用只有自己能做得到的事情去責備別人，也不會用別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去羞辱別人。圣人制定的行為規范，不是以自己的能力為標準，而是使民眾相互勉勵，培養羞恥感，從而能夠按照圣人的話去做。用禮來規范他們，用誠信來聚合他們，用莊敬的容貌來修飾他們，用特定的禮服來感染他們，用朋友的情義來勸勉他們，希望他們能夠一心向善。

不僅孔子意識到“仁”的標準過高，常人難以企及，就是一般民眾也是這樣看待的。《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意思是：子路夜里住在石門，看門的人問：“從哪里來？”子路說：“從孔子那里來。”看門的人說：“是那個明知做不到卻還要去做的人嗎？”

但是，像孔子這樣“知其不可而為之”、寧愿殺身成仁的道義人士，在人類社會中畢竟是少數，立法不能以他們的境界為標準，而應以中等人的境界為標準，《禮記·表記》能夠將此表述出來，是很有價值的。

人的思想、心理需求不是隨意可以變化的，而是由不同的社會地位決定的。春秋時期的管子就已指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循序漸進地有五個層次的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認為，人生有四個境界，它們是：生存、成長、超越和歸一。這四個境界代表了人生不同的階段和境遇，也是人生追求的不同層次。生存是人生的起點，指的是人們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如食物、住所、衣服等物質生活。在這個階段，人們主要面對的是自我保護和生存的挑戰；成長是生存的延續和深化，是一個人開始自我認知和自我完善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開始追求知識、經驗、技能等，拓展自己的視野和能力，獲得更多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超越是成長的頂峰，是人們通過自我認知和實踐，超越了個人的利益和欲望，為更大的利益和更高的價值而奮斗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開始追求真理、智慧和精神上的自由，超越了狹隘的自我，獲得了更深層次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歸一是超越的深化和升華，是一個人將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融為一體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不再是追求個人的幸福和利益，而是將自己的成就和貢獻奉獻給社會、人類和整個宇宙，獲得了最高層次的精神境界和生命價值。這四種境界代表了人生不同的階段和追求，體現了從低到高、從蒙昧到智慧、從自私到無私的發展過程。

《禮記·表記》明確提出君子在議論做人原則時雖以自己為準，但在制定法律時須以百姓能做到的為準，這對人性的認識是深刻的，也是相當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