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一天，舜主持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大禹、皋陶、伯益參加，先是理論務虛、研討哲學，接著謀劃政務、商定大計，會上提出了“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等重要論斷。盡管經考證，《大禹謨》是“偽古文尚書”，但其價值不可抹殺，也說明了德治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
在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安放著一件距今約2900年的稀世珍品——遂公盨。它是西周中期遂國的一位國君所鑄的青銅禮器，最大價值體現在內底所鑄的銘文上，共10行98字，字體優美，整齊勻稱，字字珠璣，被譽為“兩周金文之最”。銘文開篇記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后篇大段論述了德治思想。大意是：大禹治平水患，劃定九州，成為民眾之王、百姓之“父母”。引人注意的是，在這不足百字的銘文中，“德”字出現了6次，其中提到“降民監德”“民好明德”“益養懿德”“民唯克用茲德，亡誨”。這一銘文與《尚書》等文獻記載高度契合，說明“德”在西周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德治思想在西周已形成。
“德”字始見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從行”“從直”，以示遵行正道之意。西周金文的“德”在甲骨文“德”字的基礎上加了一顆“心”，表明除了“行正”之外，還要“心正”。這是周人的重要貢獻，使“德”的標準實現了主客觀相統一。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的高明之處，還在于把“德”從人生哲學上升為政治哲學，把道德拿來為政治統治服務。周公堪稱中國古代第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為孔子等所繼承和發展。他們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為政以德”“道之以德”等思想，體現了民本主義，對中華法制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一直滋潤著中國法的成長，塑造著中國法的神韻。
第一，“以德配天”的“德”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周革殷命后，周公等西周初期統治者認為德者得天命，失德失天命，把敬德與保民安民聯系起來，把天命的改變與民心的向背聯系起來，主張信天命不如盡人事。這種新的天命觀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把政權的取得和鞏固建立在“以德配天”、贏得民心上，其革命性、進步性顯而易見。這也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大進步，擺脫“神”的束縛，推動了“人”的偉大覺醒和“人”的地位提升。
第二，“為政以德”的“德”一定程度上引導、制約了統治權的行使�！盀檎缘隆币缶骶刺毂Ｃ瘢浴暗隆笔痉短煜隆＞龣嘁膊皇墙^對的權力，也受上天、祖宗之法、相權、諫官、史官、謚號等禮法的制度性約束，不能為所欲為�！盀檎缘隆币蠊賳T作為民眾的“父母”，要造福百姓，教化百姓，同時要求治國重在治吏而不是治民，健全監察制度。
第三，“明德慎刑”的“德”一定程度上防止、限制了“刑”的肆意。在“德”之光照耀下，中國古代有“祥刑”之說，形成了德主刑輔、以德制刑、德法互補的法制傳統，在法律制度設計和司法實踐上呈現出注重教化、反對不教而誅，慎刑恤刑、哀矜折獄、矜恤老幼婦殘，重視民命、實行死刑復核等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