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據《荀子·宥坐》記載：孔子做魯國司寇時，一對父子打起了官司。孔子將兒子拘押，采用“拖延戰術”，三個月遲遲不裁決。后來父親主動請求撤訴，孔子也就釋放了他的兒子。當時魯國的執政季孫氏對此不滿，認為孔子主張以孝治國，但卻赦免了不孝子。孔子解釋說：治理國家應以教化為主，百姓不孝是教化不夠的緣故，為政者不能行教化而一味用刑，這與殺無辜之人又有什么不一樣呢？孔子息父子訟的故事被后世所推崇，并發揚光大，歷代化干戈為玉帛的司法案例不勝枚舉、串珠成線。據清代《陸稼書判牘》記載：康熙年間，陸隴其任某地知縣時，有兄弟二人因爭財打起了官司。陸隴其不查誰是誰非，只讓弟弟喚叫“哥哥”，哥哥喚叫“弟弟”，互相喚叫不到五十聲時，雙方都淚沾衣襟，自愿息訟。
在《論語·學而》篇中，有子講：“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在《論語·顏淵》篇中，孔子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通過孔子息父子訟和陸隴其審兄弟爭財這兩個故事，聯系《論語》這些論斷，有以下啟迪和思考。
第一，以和為貴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內容，但不能無原則地求“和”。“和”文化在我國源遠流長，歷代開明統治者都把構建和諧秩序作為基本目標。《論語》既強調“和為貴”，又強調“以禮節之”，認為不能為了“和”而“和”，如果不能按照禮法原則去規范，“和為貴”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說，要在禮法的軌道上追求和諧秩序。
第二，天下無訟是“和為貴”思想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實現“無訟”的基本途徑是教化和調解。孔子所說的“無訟”不是沒有紛爭，也并不限制和排斥訴訟，只是認為明察善斷固然重要，而教化人心、實現“無訟”更重要。孔子提出“富之”“教之”的治本之策，并認為道德教化只要持之以恒，最終是可以戰勝殘暴、消除犯罪的。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評說：“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為了實現“無訟”，中國古代調解制度達到了世所罕見的完備程度，成為中華法制文明的顯著特征。
第三，“無訟”不只是儒家，也是道家和法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這一點上可謂百家殊途同歸、相得益彰。道家崇尚自然、無為而治、謙和不爭，這與儒家所追求的“無訟”不謀而合。法家明確主張“定分止爭”“以刑去刑”“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強弱”，強調運用法律定名分、確權屬、明是非、重刑罰，從而預防和化解紛爭，這和儒家“以禮節之”“以德去刑”“刑期于無刑”主張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豐富和完善了古代“無訟”思想。
“無訟”思想雖然產生于農耕文明的熟人社會，但其中蘊含的崇尚和諧、注重教化、淳厚風俗、定分止爭等內容具有跨越時空的價值，至今熠熠生輝，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文化滋養，提醒我們更加注重抓前端、治未病，推進源頭治理；更加注重法教并舉，在明確權利義務、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礎上，把非訴挺在前面，以多元方式最大程度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了“六尺巷”的故事，張英在給家人回信所寫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詩句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以此作為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