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荀子是先秦儒家繼孔子、孟子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50歲來到齊國，曾先后三次以宗師的身份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一天，荀子從秦國考察歸來登臺講道：“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這顛覆了學子們對儒家的認知，引起課堂一片驚嘆。這里“偽”的含義不是“虛偽”，而是“人為”。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但可以通過后天的教化和禮法制度約束來改造和提升，善是后天努力的結果。這種改變邪惡本性而作出人為努力的過程，就是“化性起偽”。
荀子生活在戰國后期、秦統一六國前夕，各國變法改革成效高下立判，百家爭鳴如火如荼地展開，這使得荀子有條件在總結變法實踐、吸收眾家之長的基礎上，提出更有現實意義的新思想。
一是，在人性問題上，荀子從那個時代物欲橫流、追名逐利的社會現實中得出“性惡”論。這是“化性起偽”的基本依據。荀子認為，人很難通過自我修煉棄惡從善，需要借助外在的禮法去限制、改造自己的惡性。實踐證明，把人性假設為“惡”比假設為“善”，要理智和可靠得多。荀子的人性論雖然和孟子的相反，但他們都認為人人能夠成為圣人，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認為“涂之人可以為禹”。
二是，荀子反對傳統儒家消極的“天命觀”，主張“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這種人定勝天的思想是“化性起偽”的哲學基礎。在那個人類“軸心時代”，荀子以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大氣魄，推動了“人的發現”。馮友蘭先生認為，“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實際上恰好相反。”
三是，不同于孔子、孟子主張“王道”，偏重禮義教化，荀子肯定人的物質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認為解決無窮的欲望和有限的物質之間矛盾，需要“隆禮重法”“王霸雜用”。這是“化性起偽”的基本途徑和方式。“禮法”作為一個雙音節的專有名詞，是荀子首創，是古代“禮樂政刑”治國方式的統稱。荀子強調，“學也者，禮法也。”荀子看到春秋戰國以來“法治”比“禮治”的實踐效果更好，提出“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主張“刑不過罪，爵不逾德”，反對“族誅”等苛刑。
四是，荀子注重人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的主體作用，提出了“治人”學說和“民水君舟”論。這是“化性起偽”的邏輯延伸。與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相近，荀子認為決定國家治亂興亡的是人不是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有治人，無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俱，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比孟子的“民貴君輕”論進一步發展的是，荀子認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主張臣下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
梁啟超先生認為，“自秦漢以后，政治學術皆出于荀子。”可以說，孟荀之爭，是先秦儒家“同門異戶”之爭，兩者交相生輝。荀子以“性惡”論為基礎的“化性起偽”思想為封建社會提供了治理方略，對中華法制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今仍然具有現實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