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龍剛
《第二十條》是今年春節檔的熱播電影，影片主要由發生在檢察官韓明身上的三個案件串聯而成，生動揭示出司法實踐中適用正當防衛條款的曲折過程。影片取材于真實案例，直擊當前司法實踐的難點和痛點。影片播出后引發社會公眾對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條款的熱議。影片中多次提及情理和法律，影片結尾韓明對天理、國法、人情的慷慨陳詞更是獲得觀眾的強烈共鳴。對于正當防衛條款的適用也涉及法律與情理之間的權衡，因此，從法律和情理的角度來討論影片，可以加深對法律與情理關系的認識和理解。
案件分歧的背后是“法不容情”還是“融情于法”
影片所講述的三個案件中，王永強正當防衛案是主體，圍繞王永強的行為是否屬于正當防衛所產生的分歧和爭論構成影片的主線。影片一開始，絕大多數辦案人員的意見是故意傷害，因為王永強捅刺村霸的行為發生在村霸強奸其妻子之后，且無明確證據證明村霸還有繼續實施新的違法行為的可能。根據刑法第二十條規定，正當防衛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為。如果不法侵害已經結束，之后的行為肯定不屬于正當防衛。而且，以往司法實踐中類似案件大多是認定為故意傷害，法律適用應當保持統一性。在秉持這種觀點的一方看來，如果王永強的故意傷害行為沒有受到法律追究，則意味著法律的底線被突破，法律的權威也不復存在。雖然王永強的行為符合情理，但不能因為情理而突破法律的底線、損害法律的權威。
法律不等同于情理，當情理和法律發生矛盾時，應當堅守法律。所以，才有法不容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可以完全脫離情理。在影片中，堅持故意傷害的一方認為應“從法律角度看問題”，將王永強一案分割為村霸強奸其妻子和王永強與村霸打斗兩個階段，割裂了兩者在事實上的聯系。這一辦案思路也體現在影片的另外一起案件中，公交車司機張貴生為制止違法行為造成違法人員受傷被認定為故意傷害，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張貴生的行為也被劃分為見義勇為、互毆、故意傷害三個階段，三者互不關聯，但上述行為發生在同一場景，且在事實上緊密關聯，強行將前者割裂，用法律來苛責后者，有違社會公眾的普遍認知，由此所作的認定和判罰也違背了社會公眾的樸素情感，還可能對公眾行為產生錯誤引導，以至出現社會道德滑坡的風險。
因此，如果將法律與情理置于完全對立的位置，將法律適用操作成一種脫離于社會的抽象存在，那么就不免出現思維僵化，陷入機械司法的窠臼。與之不同，影片中韓明、呂玲玲檢察官將情理與法律相融合，他們將當事人的行為與當事人的實際處境和行為發生的社會場景聯系起來，并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作出評判，對于當事人行為和動機的法律認定也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由此，他們認為王永強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在影片中，韓明一開始其實是站在對立的一面，直到經歷兒子因制止校園霸凌打傷霸凌者卻被迫道歉、張貴生上訪路上意外死亡、王永強妻子不堪受辱而跳樓等一系列事件，面對妻子、兒子、張貴生女兒，以及呂玲玲的質疑和反問，才最終轉變認識。
在影片末尾的案件聽證會上，支持故意傷害和支持正當防衛的雙方進行了直接交鋒，韓明據理力爭、慷慨陳詞，在這個過程中，情法相融的理念得以集中呈現。如“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一個人的人生”，這句話實際是強調要從當事人的實際處境出發來認定他的動機和行為，也要充分考慮不同認定和判罰對當事人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再如“法律的權威來自于哪里？難道不是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嗎？”這句話強調法律并不是與情理完全脫離，法律適用也不是一種脫離于社會的抽象存在。再如“一次犯罪污染的是一條河流，一次錯誤的裁決污染的是整個水源”，這句話則強調要充分考慮司法裁判對社會氛圍和公眾行為的影響，相比于單個違法行為，這種影響更為廣泛和深入。最后“我不相信沒有天理的國法，我也不相信沒有人情的天理”則是對情法相融理念的最直接表達。
韓明的慷慨陳詞將影片推向高潮，他所說的話獲得觀眾的強烈共鳴，網絡上有關影片的評論也將這些話作為亮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話反映了社會公眾對司法的理想認知，貼合了社會公眾的普遍期待。因此，只有秉持情法相容的理念，由此作出的認定和判罰才能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支持，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權威才能得到充分維護。
“融情于法”離不開司法人員的社會經驗和知識
將情理融入法律，在辦案過程中充分考慮當事人的實際情況，回應社會公眾的情感期待，需要司法人員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這是因為情理是抽象的，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在不同人的口中，情理都可能被賦予不同的涵義，服務于不同的目的。司法人員如果缺乏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對情理的認識就可能出現錯誤，對情理的運用進而也可能出現偏差。一方面，司法人員可能將個人對情理的特殊認識等同于社會公眾的普遍認識，進而將個人情感和認識注入案件裁判當中；另一方面，司法人員可能將少部分人的意見等同于社會公眾的整體意見，進而根據少部分人的意見作出裁判。在這兩種情況下，司法活動都會背離社會公眾的普遍認識，難以獲得他們的接受和認可，公平正義也無從實現。
影片中，王永強一案實際存在兩種情理，基于這兩種情理也前后產生了兩種輿論。一種是以死者親屬和村內混混為主，他們堅稱“殺人償命”“血債血還”，提出“人死了沒了，作為檢察院你得給大伙一個說法”“真正的公平公正就是殺人償命，判兇手死刑”，他們通過拉橫幅、聚眾堵門等方式營造輿論，向檢察院施壓，要求還他們一個“公道”。這種輿論在影片前段占據上風，由此也對檢察院產生了很大影響，是檢察院內部推動該案以故意傷害盡快提起公訴的重要原因。另一種輿論出現在王永強妻子郝秀萍跳樓之后，康村村民舉報村霸及其背后勢力的不法行為，該案事實逐漸清晰，從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在這種輿論的影響下，案件開始有了轉機，朝著認定正當防衛的方向發展。
將情理融入法律，對于推動法治建設、構建社會良好秩序具有重要意義。在社會當中，調整人們行為的規范既有法律，也有情理，其中，情理發揮了主要作用。如果將法律與情理相脫離，單純“從法律角度看問題”，忽視不同認定和判罰對當事人乃至社會所產生的實際影響，那么，由此產生的結果則是情理難以發揮作用，人們的行為缺乏正確引導，社會秩序也就無從建立。影片借韓明之口，對這一點作了明確說明，“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究竟是把怎樣的一個世界交到他們（未成年人）手上”“法律是讓壞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讓好人出手的代價更大”。因此，只有將情理融入法律，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充分考慮當事人的實際情況，考慮社會公眾的樸素觀念和道德情感，由此作出的決定才不至于妨礙情理發揮作用，也不會對公眾行為產生錯誤引導、對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
法律與情理的關系既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法學界討論的重要議題。電影《第二十條》取材于真實案件，呈現了近年來司法機關辦案理念的轉變。因此，結合影片的相關情節討論法律與情理的關系，能夠使對該議題的認識更加貼近實際，進而更加全面和深入，這樣也才能使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