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嘯虎
在宋以來的歷代狀元策里，治法、治人與治心是狀元對策探討法治建設時關注度較高的問題，清代狀元策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受到宋明理學尤其是心學的影響，在討論治國之道時，大都贊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具體表現在法治建設方面，在回答策問關于以法治國理政的路徑，尤其是人治與法治的關系時，大都主張治道本于治法，治法必有治人，治人必先治心的邏輯和路徑。
其一，治道本于治法，治法是治道的手段。以法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路徑，這可以說是清代狀元策的一個共識�？滴醵吣辏�1688年）狀元沈廷文在對策開篇就說，“臣聞帝王膺圖御宇而綿歷服于無疆也，必有經理天下之治法，以開一代之鴻猷；必有憂勞天下之實政，以垂萬年之至計。何為治法，立綱陳紀，建久安長治之規”，并指出：“顧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實政之舉，不存乎政，而存乎敷政之實心。”不僅指出了法制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闡述了治法、治人與治心之間的關系。
就國家治理的角度而言，治法、治人與治心三者中，治法無疑是最重要的�？滴跞辏�1697年）狀元李蟠在對策中就說：“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立天下之大法，貴賤皆滌慮洗心，被圣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必隆�！笨滴跷迨哪辏�1715年）狀元徐陶璋在對策中進一步指出：“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在乎法之盡善，而尤在堅其守法之心�！笨滴跷迨吣辏�1718年）狀元汪應銓在對策中也說：“法無大小，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倍及阎畏ǚ旁诹藝抑卫淼闹匾恢�。
其二，治法必有治人，治人是治法的基礎。無論是殿試的策問題，還是狀元的對策，都多次提到孟子的名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有治法，關鍵在于有治人。順治十二年（1655年）狀元史大成在對策中說，“蓋得治人，則紀綱可振，法度可張”“不得治人，則紀綱愈紛而愈不振，法度愈變而愈不張”�？滴跞拍辏�1700年）狀元汪繹的對策里對此也有過詳細的闡述：治理國家不僅要“有經久不敝之法”，也要“有明作有為之人”，因為“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大綱以舉，萬目以張，禮樂刑政，凜然有以定奪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上有率作興事之心，而其下乃無怠窳玩愒之弊矣”。因此，“當已安已治之時，而講求夫安民阜物之道者，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矣”。
而治人的關鍵，在于執行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官吏，尤其是朝廷的高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殿試策問就明確指出：“善為政者，安民必先察吏。”狀元石韞玉在對策中說：“治官之道，有治人，無治法，而察吏先察大吏始。為大吏者，果能實心任事，潔己率屬，則寮吏寧有玩延庇飾之事乎？”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狀元吳其濬在回答策問提出的“大法小廉，治理所先”問題時說：“安民之道，在乎選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淡泊自守，而或短于才，則諸事必不免廢弛；能吏奮發有為，而或失其守，則舉動不免輕浮，故察吏之要，必先責其操守，而即試其材能。”
為了說明治人對治法的重要性，一些狀元在對策里都舉了王安石與王守仁的例子。如道光二年（1822年）狀元戴蘭芬在對策中談到保甲制度時說：“自古詰奸之法，保甲為善。然王守仁行之于明，而民恃以安；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且為累，則有治人無治法也�！�
其三，治人必先治心，治心是治人的根本。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殿試策問就提出：“古帝王所以握萬化之原，而端出治之本者，不更有心法在乎？”治人，首先要有以法致治之心。在狀元們看來，以法治理國家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制，還要有嚴格依法貫徹執行法律的官員，更要有堅定的實施法律、推進法治的實心與誠心。康熙十二年（1673年）狀元韓菼在對策中說，“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萬事之權輿，至治之根柢也……為政而不本于心，雖欲舉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嘉慶六年（1801年）狀元顧皋在對策中也直言：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莫不本心法以為治法”。這也就是狀元們在對策中多次強調的“治心”。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狀元陳初哲在談到法制建設相關問題時說：“愿法能治其人，而人必自糾其心�！钡拦馊辏�1850年）狀元陸增祥在對策中也說，“古來治法悉本于心法”，他還援引宋代大儒朱熹的話說：“為治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紀綱之立，治安之機也�！�
而治心的關鍵，在于一“誠”字。就以法治理而言，就是要有推行法治的實心與誠心�？滴趿辏�1721年）狀元鄧鐘岳在對策中說：君主治理國家“所以綱紀乎天下者存乎政，而其所以運量乎天下者存乎心，本心而達之政，而貞千年如一日者存乎誠”。對那些“治人”亦即貫徹執行法律的官員而言，這種實心和誠心具體表現為嚴格依法辦事和執行法律的公正之心。嘉慶二十五年狀元陳繼昌在策問中就說，“惟其操其柄者，一本乎公正之心，以賞善而黜惡，而大吏復體此意，以相懋免，不阿所好，不徇所私”；咸豐十年（1860年）狀元在回答策問提出的“治法心法”問題時，也援引了儒家學者論證“司寇弼教，明于五刑”的“協于中則皆祥刑矣”觀點，闡明“統古今治法心法而一以貫之”的道理。
因此，治法、治人與治心三者的有機結合，是推行治道、實施法治的基本路徑。本文開頭提到的康熙二十七年狀元沈廷文的對策，比較明確地闡述了其中的關系，他認為，“治法必恃有治人，實政必本于實心”，并說：治國理政之道“惟在諸臣洗心滌慮，以皇上之心為心，而不徒循一日之虛名以茍貪祿位，則治法立而實政修”。
（《從清代殿試策問題看法制建設的關注點——清代狀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觀之一》詳見于《法治日報》2024年1月24日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