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法學教育的起點，不能忽略20世紀初日本法政大學專為“清國”留學生設立的法政速成科。當時，經歷了庚子之變的清政府，不得不祭起新政大旗，期冀通過全方位的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統治。而通過變法修律，收回治外法權，也成為挽回清廷顏面的急務。但要制定與國際接軌，“務期中外通行”的法律，則非有專門的法政人才不可。然而，以往以科舉考試為指揮棒的教育體系，并不鼓勵人們學習法律——“讀書萬卷不讀律”，道出了士人普遍的心理。同時，高等教育剛剛興起，各地法政學校還在籌設或起步階段，因此，法政人才供不應求，已成為社會上緊迫而現實的問題。盡管派遣“游學生”出國學習是條捷徑，不過，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又難免增加人才養成的時日，遠水解不了近渴。在這種情況下，法政人才的“速成”教育應運而生。
據相關材料記載，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是應中國留學生的要求而創設的，幾次商談后，最終決定籌辦法政速成科。這些信息，在《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以下簡稱《紀事》）所載的材料中得到了印證。《紀事》中的“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設置趣意書”，解釋了此番設置的緣由和目的。當時的清政府“銳意維新，知新學之不可緩”，多年來到日本留學的學生數以千計，不過來者雖多，“而修業于法律、政治之學者尚少”。日本的官私立學校皆用日語講授，并且須用三至四年的時間方能修完課程。對于有志于此科的中國留學生來說，均不得不先從事語言的學習，而后再轉入各專門法政學校，前后需要花六七年的時間。“夫清國而欲與各國抗衡也，固非厘革其立法、行政不為功，而欲著手于立法、行政之厘革，又非先儲人才不為功，然則養成應用人才，謂非清國近日先務之尤者乎？”因此，法政大學與清國留學生中之有志者共謀，并得清政府駐日公使的贊成，特設“法政速成科”，講授法律、政治、經濟等學科，“以華語通譯教授，俾清國朝野有志之士，聯袂而來，不習邦語，即可進講專門之學，歸而見諸施行，以扶成清國留學之事業”。該“趣意書”還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聘請歐美學者設速成科為例，說明此舉之必要與可能，因此，法政大學“此速成科之設，其有補于清國變法之前途者，必非淺鮮也”。
由于速成科借用法政大學的校舍，時間上不能與該校普通科的學生沖突，所以速成科學生的授課時間都在晚上；要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時間里學完通常需三至四年方能學完的課程，是故學校取消了暑假，“學員皆冒酷暑，每日來校學習”。速成科的學生一般并無日語基礎或日語基礎較薄弱，所以授課的方式是由日本教授用日語講，再由通譯譯成中文，從而為學生消除聽講障礙。通譯由已在日本留學有年的留學生擔任，他們不僅要在課堂上全程通譯，課后還要將教授的講義譯成中文，幾經訂正校對，方能完成講義的印刷，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此外，做這些工作通常并無報酬，他們是在靠“情懷”來工作的。
說到法政速成科的“功”，可真是不少。首先，當然是為晚清政府培養了大量法政人才，其實這些學成歸國的人發揮作用的時候，有可能是在后續的民國時代，甚或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據《紀事》中的校友名錄來看，有的學生歸國后任諮議局議員或參與中央及地方立法，而大多數學生則從事法律實務，從推事、評事到檢察官，應有盡有。另外，當時給法政速成科授課的岡田朝太郎、松岡義正、志田鉀太郎等，受沈家本主持的修訂法律館之聘，協助起草刑律、民律、商律等草案，為清末民國時期這些法典的制定搭起了框架。
若要論其“過”，則無非是法政學校的速成科開設后，因其對欲“鍍金”之人的吸引，使后續的留學生學習質量下降；加之有些日本學校看到開設此科有利可圖，遂紛紛效仿而至遍地開花。魚龍混雜之下，開設幾年后，法政速成科在中國留學生中逐漸失其聲譽，不得不撤銷。
關于法政教育能否“速成”的問題，需辯證地看待。就其培養的人才在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作為來說，法政人才確是可以“速成”的。不過，如若學子們沒有修業之后的努力精進，即便修學年限再長，也可能無“功”可言。而法政一端，尤須在科班教育之后的實踐，正像當時的駐日公使楊樞在1905年“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卒業典禮上所言：“然學雖速，猶未深造，諸生歸國之后，切勿遽思改革，譬學醫粗識《湯頭歌訣》，出而應世，是直草菅人命已。但愿諸生出其所學，轉授同胞，以開民智，譬猶造屋，有良工師而無材木，亦不足以展其地；并望廣搜法政書籍，以資研究，務期升堂入室，然后考察我國之國俗民習，與所學相比例，斟酌而損益之，乃出執政柄，以期實行，富強或有望乎。”這些話用來告誡當今的法政學子，依然擲地有聲。
（文章節選自馬建紅《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