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嘯虎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
律學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尺度。自漢魏以來，律學的發(fā)展主要是通過立法推動的，其代表性成果便是唐朝的《唐律疏議》。清代作為中國古代律學發(fā)展的另一個高峰，突出表現(xiàn)是私家注律和介紹辦案經(jīng)驗的成果豐富，而推動這一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來自司法方面，其主要推手之一就是幕友——也就是俗稱的“紹興師爺”；幕友撰寫和編纂的著作，也就成為這一時期律學著作的重要代表。
幕友是清代衙門長官聘請的管理方面的專家，協(xié)助長官處理衙門事務(w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刑名和錢谷兩類。由于衙門中當幕友的人多是紹興人，所以稱他們?yōu)椤敖B興師爺”。幕友作為清代衙門中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同當時的選官制度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從清代的情況來看，地方衙門長官的來源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出身，二是通過納捐、軍功等途徑取得官職。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對于管理地方所實際需要的知識，如刑法、會計以及基本的文書知識等甚少了解，有的甚至是一竅不通。而錢糧和訴訟又是衙門中的主要事務(wù)，因此，衙門長官為了能夠處理好衙門中的公務(wù)，不得不借助于在這方面有專門知識和才干的幕友的幫助。
幕友的工作主要與法律和訴訟有關(guān)。清代州縣衙門的訴訟分為“案件”和“詞訟”兩類，大體上說，“詞訟”是州縣衙門能夠直接判決的杖刑以下的案件和民事訴訟；“案件”是州縣衙門初審后報上級衙門審核定奪的刑事案件。從制度上說，州縣衙門的訴訟審判事務(wù)由衙門長官直接負責，從案件的調(diào)查、審訊直到作出判決或是判決意見，都是由衙門長官一人主持的。但由于衙門長官事實上對基本的法律知識知之甚少，因而衙門中有關(guān)刑事及民事案件的審理，都是由幕友協(xié)助辦理的，
正所謂“無幕不成衙”！
正因為幕友是衙門里的法律專家，因此，要成為一個合格的幕友，熟悉和精通法律知識是必備的條件；而法律知識又是一門專業(yè)學問，一般需要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學習和培訓；而擔任培訓任務(wù)的，又是那些有著豐富衙門辦案經(jīng)驗的幕友。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法律知識的學習與傳播的過程，而幕友也因此成為推動清代律學傳播的基本力量。
清代的律學著作成果主要是三類：一是注釋、解讀律例的著作；二是有關(guān)辦案實務(wù)的著作；三是總結(jié)辦案經(jīng)驗的著作。前者是清代律學的主要代表，后兩者則是清代律學的特色，而這三類著作都與幕友有關(guān)，不僅是幕友學幕的基本教材，也是幕友口口相傳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更是幕友辦理案件的重要依據(jù)。
幕友與訟師不同，訟師是非法的，訟師學習的“構(gòu)訟之書”，也就是所謂訟師秘本是私下流傳的，法律是嚴厲禁止的。《大清律例》“教唆詞訟”條后所附的《條例》規(guī)定：“坊肆所刊訟師秘本，如《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一切構(gòu)訟之書，盡行查禁銷毀，不許售賣。”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而且“將舊書復行印刻及販賣者”，也要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而幕友撰寫的律學著作是合法的、公開的，因此無所謂“秘本”，這些著作由坊間公開刻印售賣，有不少都是由衙門官員甚至是中央政府負責司法的官員作序推薦的。這些著作的刻印流傳，成為推進當時律學發(fā)展與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
首先，就注釋、解讀律例的著作而言，有代表性的，就是沈之奇的《大清律輯注》。沈之奇曾在各級地方衙門擔任幕友30余年，他潛心名法，根據(jù)長期的辦案經(jīng)驗，并精研以往諸家注律作品，“考據(jù)思索”，“閱六、七寒暑”編纂而成，被時人譽為“準今酌古，析異歸同，為足羽翼盛朝之憲典”，不僅被后世律學著作廣為參考借鑒，而且對清代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次，就有關(guān)辦案實務(wù)的著作而言，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又槐的《辦案要略》。王又槐是乾隆年間著名幕友，著有《刑錢必覽》《錢谷備要》《洗冤錄集注》等，參與修訂《大清律例統(tǒng)纂集成》等。他的《辦案要略》一書敘述和介紹了幕友協(xié)助衙門長官受理詞訟、審理各類案件所應關(guān)注的要點和注意事項等，特別強調(diào)了辦案必須明察細辨，不能疏忽大意、操之過急，否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造成冤假錯案。
最后，就總結(jié)辦案經(jīng)驗的著作而言，這方面的代表作是清朝名幕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和《續(xù)佐治藥言》。汪輝祖出仕前，曾擔任了30多年的幕友，輔佐過16位衙門長官，以善斷疑案著稱。他將自己擔任幕友的經(jīng)驗編成《佐治藥言》一書。告老還鄉(xiāng)后，又續(xù)編了《續(xù)佐治藥言》。這兩本書原是為他外甥編寫的幕學教材，但問世后被多次刻印出版，廣為傳播，成為后來幕學的入門書和必讀書。
這些由幕友撰寫和編纂的律學著作雖然主要是供學幕者學習參考的，但由于切合實際，解讀律例精到，介紹辦案經(jīng)驗詳盡，因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起到了律學知識的普及和推廣作用。一方面，這些著作大量刻印出版，推動了清代律學著作編纂的普及與繁榮；另一方面，這些律學著作也推動了衙門官員對律學知識的學習，在客觀上推進了律學的傳播。由于清代的衙門長官尤其是州縣衙門長官大都對法律知識并不熟悉，但《大清律例》又明文要求官吏應當通曉法律，而這些主要是由幕友撰寫和編纂律學著作聯(lián)系實際，通俗易懂，同樣也成為衙門官員獲取法律知識的一個重要渠道，因而被朝廷官員大力推薦。汪輝祖在任湖南寧遠縣知縣時的上司——永州府知府王宸在《重刻佐治藥言序》中說：“書之所言，義明詞達，本末備該，不惟足以起佐吏者（幕友）之膏肓，實為吏之藥石具焉。”道光年間掌管刑部事務(wù)的協(xié)辦大學士王鼎在替名幕姚潤編纂的《大清律例刑案統(tǒng)纂集成》所寫的序言中，也稱贊該書“為律例之善本，而有助于圣朝祥刑之化”“并以告天下讀律者于是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