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版電影《復活》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復活》
“值班看守哐啷一聲開了鐵鎖，打開牢門，頓時從牢里沖出一股比走廊里更熏人的臭氣。值班看守沖里吆喝：‘瑪絲洛娃，過堂！’隨即又掩上牢門，在門外等著。”
“即使在監獄的院子里，也有風從城外刮來的清新爽人的野外空氣。可是走廊里卻彌漫著令人作嘔的污濁空氣，充滿傷寒病菌，充斥著糞便、焦油和腐敗物的惡臭，令任何人一進來，立即就感到憂郁和煩悶。雖然女看守聞慣了這污濁的空氣，可是她從院子里一進來，就會產生這種感覺。她一進走廊，頓時感到疲倦，昏昏欲睡。”
這是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開篇的文字。這段文字在1962年版和2001年版的電影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對比小說和電影，兩者各擅所長，文字更自由，主觀色彩更濃郁，而電影用畫面的形式展現，更直接而形象。
1.
1887年6月的一天，法官柯尼到托爾斯泰家中做客，他對托爾斯泰講述了自己親手經辦的一件案子：一個貴族青年在出席陪審時認出被誣告偷了客人一百盧布的妓女原來是幾年前被他強占后拋棄的姑娘，這個貴族青年頓時覺得良心不安，要求法官帶信給女犯，表示要娶她為妻。后來女犯在獄中染病身亡，貴族青年也不知去向。這個故事給托爾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他創作《復活》的素材與靈感之源。
從1889年到1899年，這部小說的創作時間持續了十年。托爾斯泰起初為這部長篇小說起的名字叫《柯尼的故事》，數易其稿之后，才定下了篇名《復活》，隱喻一個人泯滅的良知在某種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可以獲得重生。“復活”點出了這部小說的主題，作家正是圍繞著這一主題展開情節、塑造人物的。
《復活》圍繞少女瑪絲洛娃被誣犯殺人罪，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決定為之奔走申冤，上訴失敗后又陪她去西伯利亞流放，這一條主線講述的動人故事，情節曲折跌宕，為文字化為影像提供了堅實基礎。
瑪絲洛娃原本是一對有錢姐妹人家的半養女半奴婢的姑娘，后來被這對有錢姐妹的侄子聶赫留朵夫公爵誘奸，致使瑪絲洛娃懷孕被辭，生活沒著落的瑪絲洛娃最后淪為一名妓女。一次，瑪絲洛娃為了擺脫一名商人的糾纏，就在喝的酒里下了安眠藥，商人“因飲酒過量引起心力衰竭而死”。結果，瑪絲洛娃與另兩位妓院人員被疑為盜竊商人錢財而把砒霜放在商人的酒里致使商人喪命，并接受法庭審判。案件審判之際，聶赫留朵夫正好作為陪審員出席法庭，認出了十年前被他誘奸的瑪絲洛娃……
聶赫留朵夫在跟隨瑪絲洛娃流放的過程中，終于發現自己一直以來的“高尚”舉止失去了目標，突然發現自己從來不曾、也永遠不能拯救瑪絲洛娃，因為自己沒有這樣的資格，沒有這樣的力量。他甚至沒有這份用心——所謂拯救瑪絲洛娃，并不是真正出于同情，而僅僅是想讓自己從過往的生活中逃脫出來，讓自己找到高尚的理由。正如1962年版電影中瑪絲洛娃的那句錐心之問：“你想用我拯救你的靈魂？你玩弄了我還不夠，死后還想利用我上天堂？”
瑪絲洛娃是怎樣被錯判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刑四年的呢？這在小說和電影中都是主線，是推動作品情節發展、展現人物品性及時代風貌的關鍵所在。
2.
開庭前的晚上，當書記員通知公訴人開庭審判瑪絲洛娃毒死人命案時，公訴人因為給一個同事送行，喝多了酒，又玩紙牌……“恰巧沒有來得及閱讀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就要“永遠站在他的地位的高處，也就是探索罪行的心理意義的奧秘，揭露社會的癰疽”了。以致因陪審員的失誤，認定瑪絲洛娃有罪時，讓公訴人感覺“出人意外地成功了，不由得暗暗地高興”。輕率與輕忽，讓這起案件的審判在初始階段就出現了致命的錯漏。
俄國在1864年實行司法改革，建立了陪審員制度。小說詳細介紹了審理瑪絲洛娃案件的陪審員：五品文官、退役上校、二等商人、上尉、商人、年老的勞動組合成員、中學教員、店員，而聶赫留朵夫的身份是近衛軍中尉和公爵。庭審之后，法庭交由陪審員決定的主要問題是：三名被告是否犯有抱著劫奪商人錢財的目的，蓄謀殺害他的性命。托爾斯泰對這一背景的描述通過庭長“開導”陪審員們來予以展現：“假如你們（陪審員）認為被告們有罪，你們就有權利裁定他們有罪；假如你們認為被告沒罪，你們就有權利裁定他們沒罪；假如你們認為他們犯了這一種罪而沒有犯那一種罪，你們就可以裁定他們犯了這一種罪而沒有犯那一種罪……”他要求陪審員們憑著“社會的良心”作出判斷，這一不可捉摸的標準加上對瑪絲洛娃先入為主的偏見，將瑪絲洛娃的命運導向了悲劇的結局。
陪審員們討論法庭及庭長提出的問題，特別是關于瑪絲洛娃的問題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首席陪審員、熟悉一切訟案的五品文官尼基福羅夫堅決主張瑪絲洛娃既犯了毒死人命罪，也犯了盜竊罪。而其他人則有的不同意，有的搖擺不定。最后，首席陪審員似乎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提出“裁定瑪絲洛娃犯了毒死人命罪，可是沒有劫奪錢財的意思，她沒有盜竊商人的錢財”。首席陪審員以為這樣表述，瑪絲洛娃也就沒罪了，而且還不忘添上一句：“是的，沒有劫奪錢財的意圖。”但是，陪審員們卻沒有提出最關鍵的一句：“沒有殺人害命的意圖。”
瑪絲洛娃沒有偷竊，也沒有劫奪錢財，同時又沒有任何明顯的目的而毒死了一個人，但是，陪審員們最終作出的裁定卻導致了一個荒唐的結果——托爾斯泰的描述是“等于判她去做苦工而她又沒有罪”。
原本為“實現公正司法”而實行的法庭陪審員制度，卻被陪審員們在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決定的情況下，就使無辜的瑪絲洛娃及其他兩位同伴入罪了。深究起來，還有這樣一些因素：一是討論案件的時候，身為陪審員的退役上校閑扯的時間太長，占去了大家討論案件的時間；二是聶赫留朵夫當時過于激動，竟沒有注意到漏掉了一句沒有殺人害命的意圖之類的保留意見，以為有了“沒有劫奪錢財的意圖”就消除了判罪的可能；三是堅決認為瑪絲洛娃無罪而且頭腦一直清醒的中學教員格拉西莫維奇，在首席陪審員重讀那些問題和結論的時候，他正好出去了，未能及時糾正這一錯誤。
當然還有法官、庭長的問題，“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執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隨隨便便將一個受害少女瑪絲洛娃判刑。”庭長因為要去約會一個從瑞士來的女人，想盡快結束庭審，所以他的總結發言根本就沒有一一答復陪審員們提出的問題，只是依樣畫葫蘆地說：“是的，她犯了這樣的罪，但是沒有殺人害命的意圖。”他本該發現邏輯上的瑕疵，但是他根本心不在焉。
按照制度設計，當陪審員們作出錯誤或極矛盾的結論時，庭長本應引用“法庭倘若發現裁決不公，就可以取消陪審員們的決定”，然而這一點被輕易忽略了。之后庭長征求其他兩位法官的意見，而一位法官竟然在占卜般謀算：要是他相加的數字能被3除盡，就同意陪審員的意見。雖然他的占算沒有被3除盡，可“他心腸太軟，還是同意了”，當然他同意的是一個邏輯混亂的結論。另一位法官因為開庭前正與老婆生氣，使他變得憤憤不平，情緒無處宣泄，便“無論如何也不同意”——他堅決地說：“報紙本來就已經在紛紛議論，說陪審員們總是開脫罪犯；如果法官也開脫罪犯，那它們會怎么說呢？”庭長為了趕快結束庭審遷就了這位法官，作出了讓“所有法庭工作人員，包括書記官、律師們以至檢察官在內都露出驚訝神情”的判決：瑪絲洛娃無罪卻被發送西伯利亞服苦役刑四年……
這個荒唐的結果，使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托爾斯泰在很多讀者心中，也獲得荒誕主義文學大師的稱號。
3.
《復活》對俄國社會尤其是司法腐敗的揭露和批判可謂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托爾斯泰認為社會如此腐敗，“問題的癥結就在于人們喪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質”，在他看來，每個人身上仿佛都有“獸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對抗。“獸性的人”占了上風，人就作惡；“精神的人”取勝了，人就向善，而人可以通過懺悔和寬恕走向“復活”。作者的這些思想及其評述在電影里無法完整地傳達出來，因為大段的評述——包括很多電影中無法展現的心理活動——會削弱電影情節的緊湊和吸引力，而電影情節上的緊湊帶來的吸引力卻是小說無法比擬的，孰優孰劣，全賴讀者及觀眾的選擇與評價，他們是最終的裁決者。經典文學名著及其改編的電影，其實相輔相成，各有所長。
值得一提的是，在托爾斯泰生活的時代，他所倡導的通過懺悔實現救贖之路，是一個幾乎無法行得通的死胡同，因為他“抹煞了造成社會災難的根源是統治階級的剝削本性”。不過，托爾斯泰對人性的探索以及人性完善的執著，依然是每一個一心向善的個體不懈追求的道德巔峰。
“盡管幾十萬人聚集在一塊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計將他們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盡管他們用石頭覆蓋地面，不讓地上長出任何東西，盡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盡管煤炭和石油燃燒的濃煙四處彌漫，盡管樹木被濫伐，鳥獸被驅散，但是甚至在這樣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
“陽光和煦，小草復活，只要除根不盡，它們就生長、發綠，不光在林蔭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鋪路石板的夾縫中。樺樹、楊樹、稠李長出黏稠清香的嫩葉，菩提樹鼓起一個個飽脹欲裂的新芽。寒鴉、麻雀、鴿子懷著春天的喜悅，已經在歡樂地筑巢，就連被陽光照暖的蒼蠅也在墻腳嗡嗡作聲。草木也好，鳥雀也好，昆蟲也好，孩子也好，全都生機勃勃……”
讓我們回到小說的開頭，讓整部作品中的沉郁、荒誕褪去，讓我們仔細領悟托爾斯泰心底的那抹亮色。無論時代如何跌宕起伏，無論各種思潮如何針鋒相對甚至揮戈相向，這抹亮色依然熠熠生輝。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不該是自然的破壞者，不該是文明的背叛者，不該是良善的毀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