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者”的法律哲學
陳皓博士出版了一本當代西方法律哲學的著作，她稱為“現代法治思想之光”。作者以點帶面展現了西方語境之下20世紀的歐美法律哲學，從哈特到拉茲，從涂爾干到福柯，從韋伯到昂格爾，從埃利希到馬林諾夫斯基，從霍姆斯到盧埃林，從拉德布魯赫到哈耶克，19位法學家涵蓋了20世紀歐美法律哲學中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和社會學。作者以藝術家的視角、散文的筆調、慵懶的格調漫談西方法律哲學，法律哲學不再是鴻篇巨制，而是休閑的“茶點”。
國內法律哲學的研究成果頗豐，法律思想史研究也積累多年。在眾多學術成果中要脫穎而出，著者需要另覓蹊徑。陳皓的亮點，在于將著作的點題定為“異托邦”，稱“烏托邦”是子虛烏有，而“異托邦”是真實存在。她的意思是，西方法律哲學，對于東方社會而言，是一個不一樣的存在。它與我們相距遙遠，但是的確存在；雖為異體，但是可以為我所用。因此，我們有必要縷清從烏托邦到理想國，最后到達異托邦的思想進程。
二、法律世界的烏托邦
陳皓的著作以“烏托邦”與“異托邦”兩個概念展開。但是，她的著作以當代法律哲學為主題，雖提及了法律烏托邦的概念，但未追溯法律烏托邦的起源。
最早在政治法律世界樹立“烏托邦”的法學家，當然是16世紀英國的托馬斯·莫爾。他的《烏托邦》一書確立了一個種類的政治文學體，人設一個理想世界，恣意地描繪一個并不存在的美好社會。現代法律追求的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而莫爾要在烏托邦里建立公有制；現代法律追求的是私人空間，莫爾的烏托邦里宣揚公眾飯堂和公共娛樂；現代法律追求的是等價有償與自由發展，莫爾的烏托邦卻呼吁公共勞動與按需分配。
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和張力，永遠存在于法律的基本范疇區分之中。身為大法官的莫爾在《烏托邦》中所描繪的原始共產主義法律世界，靈感卻源自英格蘭頂峰時代的封建專制和宗教壓迫。
莫爾生活在都鐸王朝亨利八世時代，專制國王與天主教教廷的沖突，導致了英國國王與天主教教會的決裂。擔任過英格蘭大主教的莫爾，一直是天主教的信仰者。宗教的分歧，導致了亨利八世與莫爾的決裂，莫爾被關進了倫敦塔。亨利八世的原配是天主教的凱瑟琳，國王愛上了新教的安·博林，他想宣布與凱瑟琳婚姻的無效而迎娶安·博林。天主教教義和教會法是不允許國王離異的，但是亨利八世是國王，王權與教權的沖突達到不可妥協的地步。莫爾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并不承認國王與舊王后婚姻無效，也不認可國王與新王后的婚姻效力。莫爾最終因為這個緣故，最后被處以死刑。此情之下，可以說莫爾反對宗教和諧與多元、反對國王專權、提倡公職選舉、鼓吹婚姻自由，實際上是對封建專制的一種反動。
在經濟層面上，莫爾居于英國資本紡織工業消滅封建莊園經濟的時代。圈地養羊、為紡織工業提供羊毛原料，“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將農民趕進了城市，無業的游民又被城市里的“惡法”懲治。莫爾悲天憫人，體恤弱者，呼吁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設一個沒有身份等級的和諧社會，也在情理之中。在烏托邦里，法律很少，簡單明了，每個人都能理解。英格蘭這位曾經辦案二千余件的大法官說出此話，就是對英國判例法的一種嘲弄。
對于現實生活中的不滿，設想一個美好的理想彌補現實的缺陷，這便是烏托邦的由來。不同于17至18世紀的政治哲學，莫爾尚不能設計一個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新政治框架。17至18世紀的自然法學，在反封建、反教會的口號下，宣告封建和中世紀的終結，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放棄野蠻、步入文明，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新世界。莫爾的烏托邦類似于意大利的馬基雅弗里，都只是封建專制衰落與新興資本主義萌芽的交叉點，屬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他們既帶有反封建，又反資本主義，同時又保持傳統封建與宗教的舊痕跡。他們不能設計一個新世界的藍圖，只能夠描繪一個不存在的烏托邦。他們在封建專制時代的晚期，直接越過了資本主義，杜撰出了原始的共產主義。
三、法律世界的理想國
莫爾的烏托邦也非空穴來風，思想史上溯源，來自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及西塞羅的《國家篇》。《烏托邦》與《理想國》之間的淵源關系，可以從兩本書的名稱上看出端倪。《烏托邦》原文是拉丁文，英語的副標題有多種翻譯，常見的是“最好的共和國和新烏托邦島國”，《理想國》的英文名稱則是“共和國”。
政治學家們說，“共和”一詞，古今含義不同。現代共和，與代議制民主聯系在一起；古代的共和，則是指君主政體之外的政治體制，共和之治在于公共之善的統治。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貴族和民主，都是廣義上的共和。中國人將柏拉圖的“共和國”翻譯成“理想國”，更多的是意譯。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法律僅是一個“次善”的存在。“哲學王的統治”才是最佳的統治形式，一個同時擁有哲學家智慧和國王權力的人，可以應對一切困境，法律和規則反而會束縛國王的手腳。在他的理想國里，國王、軍人和勞動者各司其職、等級有序，廢除私有制和家庭制度。在他的《政治家篇》，他說國王的統治猶于醫生看病，靠的是自己的經驗，而不是醫學的教科書。只是在他的《法律篇》里，他才說，當哲學王理想不能實現的時候，我們才訴諸法律。
人類社會在14世紀開始，從古代走向了現代，社會治理的方式由宗教和道德走向了法律。法治演變成了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柏拉圖智慧和權力，不再以赤裸裸的形態出現，而是換上了法律的外衣。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才是法律世界的理想國。
重新演繹柏拉圖的法律理想國，當是道德哲學家德沃金。陳皓的著作，沒有論及古代的柏拉圖和近代的莫爾，但是，她專文介紹了德沃金。不過，德沃金的法律理想國，不再是共和國，而是帝國。中國人經常引用的“金句”是：法院是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仆人。其實，更能體現德沃金法律理想國的句子卻是：“我們都是法律帝國的臣民，我們遵循帝國的方式和理念。當討論我們必須所為的時候，我們受到帝國精神的束縛。”
德沃金看來，法律帝國的治理方式，歷史上講無非是因循主義和實用主義，或稱為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因循主義靠的是規則之治和習慣之治，實用主義靠的是政策之治和激進之治。最理想的法律之治則是德沃金自己的“整體”之治：赫拉克拉斯是理想的法官，集力量和智慧為一體，認真看待權利、平等對待、遵循公平正義和正當法律程序。德沃金筆下的赫拉克拉斯，就是柏拉圖理想國中的那個哲學王。
四、法律世界的異托邦
“異托邦”一詞，則來自福柯。陳皓在書中專文討論了福柯。就詞義而言，異托邦本來是一個醫學的概念，原義“異養”或者“異養生物”，指身體器官不能自足獲取營養、需要借助其他復合有機物質才得以生存。福柯以醫學的概念，連用他所擅長的地理學，將異托邦概念分析文化、制度和離散空間。“本我”與“他者”，是一對空間的概念，不再適用線性的時間觀念。“本我”與“他者”之間，永遠存在著沖突、緊張、不安、矛盾和轉換。
異托邦可以是一個異度空間，一個空間存在著中心與邊緣。中心與邊緣相互依賴，也相互競爭和對抗，為此，福柯更愿意研究邊緣的現象，異托邦的客體因此可以是墳地、酒吧、妓院、監獄，以及波斯花園、穆斯林浴場、劇院和博物館。
異托邦與烏托邦的不同，烏托邦是非真實的存在，但異托邦是一個真實但不同的存在。異托邦可以是烏托邦的現實呈現，也可以是一個平行的空間，是一個異度的空間，是一個影像和視覺的真實存在。福柯拿照“鏡子”做比喻。我在鏡子里的影像，是我的一個烏托邦，因為那是一個虛假的存在，不是真正的本我。但是，鏡子里我的影像，又是一個客觀可視的存在，隨著我的出現或消失而發生視覺的轉換。前一種情況下，鏡子里的我是一個烏托邦；后一種情況下，鏡子里的我又是一個異托邦。這個意義上的異托邦，類似于“盜夢空間”或者“時間隧道”，空間可以多重地存在，也可以改變時間的束縛。
福柯自己分類了幾種異托邦或異度空間，其中典型的，有“危機下的異度空間”，比如恐怖驚悚情形下的住宿學校和汽車旅館，有“偏離行為者的異度空間”，比如醫院、精神病院、妓院和酒吧，有“多重空間下的異度空間”，比如古典花園，將各種環境中的各種植物微縮景觀，有“時間交錯下的異度空間”，比如劇院和博物館。現代福柯的研究者，將異托邦演繹到當下社會，發展出更多的異度空間。比如“受遏制者的異度空間”，比如阿富汗里的塔利班，“移動的異度空間”，比如游擊戰里的民兵，“邂逅對抗的異度空間”，比如孤狼式的恐怖行為，“云端異度空間”，比如網絡“人肉和起底”。
福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但是他的后現代哲學和社會學為法律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資源。在法律世界，邊緣人群的研究，一直是法學研究熱點，我們不妨把他們當作法律異托邦的典型。同性戀出罪和合法化，女性主義的法律平等運動，艾滋病人的反歧視法。
沒有人將法律哲學的研究納入到福柯的異托邦范疇，但是哲學流派和思想流派不失為一種觀念意義上的異托邦：哈特－富勒－德沃金的論戰，此為法律實證主義－法律道德哲學的異度空間；涂爾干－韋伯－埃里希－福柯的法律與社會運動，此為法律社會學的異度空間；韋伯－肯尼迪－昂格爾的法律與政治運動，此為法律政治學的異度空間。陳皓的“異托邦”也許是另外一個解釋：以我為中心，他者歐美的法律哲學，就是與我共存的異度空間。距離雖然遙遠，文化隔閡深重，但是，那并非子虛烏有的烏托邦，而是客觀存在的異托邦。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