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法官是一種職務而非“職業”。因此，在中國古代的選官任官制度下，并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職業法官。像唐朝的徐有功那樣終身基本都在司法機關任職的官員，可謂是鳳毛麟角（見《法制日報》2020年5月20日《職業法官徐有功的跌宕人生》）。而宋朝在選官的過程中，注重對官員法律知識的要求，“取士兼習律令”，特別是通過“明法科”和“試刑法”等與司法相關的考試，培育了一批類似于今天意義上的“職業法官”。
宋朝稱得上是“職業法官”的，當首推北宋的陳太素。他進士出身，為大理寺詳斷官，后又任審刑院詳議官，權大理少卿，一直做到判大理寺，成為大理寺的長官。他“任刑法二十余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他辦案并不拘泥于法條，而是“推原人情，以傅法意”，但同時又堅持原則，認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而且“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他也曾出任過兗州、明州等地的知州，所到之處都“有治跡”。在大理寺任上，因耳疾請求辭職，但未獲批準。由此也可見朝廷對他的倚重。
與陳太素經歷相似的，還有蘇寀、杜紘、韓晉卿等人。
蘇寀進士及第后，任兗州觀察推官，后為大理詳斷官、審刑院詳議官、御史臺推直官等，在地方上也曾擔任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州路、成都路轉運使等與司法相關的職務，在京城做到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糾察在京刑獄和知審刑院，成為京城和國家司法機關的長官，可以說是從中央到地方司法機關的官員都做過了，特別是做遍了除大理寺以外的所有國家司法機關的長官。這樣的職業經歷在宋朝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史書中稱他“長于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杜紘進士及第后，擔任永年縣知縣。宋神宗聽說他很有才干，任命他為大理寺詳斷官、檢詳樞密院刑房，開啟了他的法官生涯。后提升為刑部郎中、刑部侍郎，并兩度出任大理寺卿。他辦案的一個特點，就是“每議獄，必傅經誼”，根據儒家的經書解釋法律，避免拘泥于法條。《宋史》中就記載了他辦的一起案件：一個女子年幼時就同未婚夫訂婚，到夫家做童養媳，但并沒有舉行結婚儀式。后未婚夫將她殺死以誣陷別人，案發后，在如何認定兩人的身份關系上發生了爭論。按照法律規定，夫殺妻可以比照凡人減輕處罰，因此有官吏認為應當按照夫妻關系處理。但杜紘不同意，認為按照《禮》的規定，只有舉行特定儀式才能成為夫妻；而根據法律規定，“定婚而夫犯，論同凡人”，童養媳未婚就在夫家生活，雖不符合禮儀，但不能因此認定他們就是夫妻關系。最終他的意見被采納。
韓晉卿歷任安肅軍司法參軍、大理寺詳斷官、審刑院詳議官以及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等司法職務，積累了豐富的辦案經驗，而且能依法堅持原則。開封府百姓因爭奪鵪鶉而殺人，王安石認為是因盜拒捕爭斗而死，屬于正當防衛，“殺之無罪”；但韓晉卿堅持認為應當按照“斗殺”定罪。在討論阿云之獄時，也認為應當按照“謀殺已傷”判處死刑，“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宋神宗很欣賞他這種辦案堅持原則的精神，因此“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職業法官”群體中，有一些是通過“明法科”和“試刑法”等與司法相關的考試成為法官的，如許遵、崔臺符、王吉甫等。崔臺符是明法科出身，為大理寺詳斷官，后歷任判大理寺、知審刑院，以及大理卿、刑部侍郎等，長期擔任中央司法機關長官，也是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在司法方面所倚重的助手。王吉甫舉明經出身，因“練習法律”，參加“試刑法”考試合格，長期在大理寺任職，史稱其“老于為吏，廉介不回，但一于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也是一個堅持原則的法官。
在通過司法考試成為職業法官的人中，許遵可以說是爭議最大的一個。他進士及第后，“又中明法”，任大理寺詳斷官，后又為審刑院詳議官，并歷任宿州、登州等地知州。他“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在登州知州任上，因阿云之獄而引起爭議，后兩度出任大理寺長官。他提出的“按問欲舉自首減二等”的處理原則，被以敕令的形式確立下來，對后來的刑事法律產生了重要影響。
南宋的“職業法官”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是王衣了。他以門蔭入仕，中明法科，歷任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大理寺正。擔任一段時間的地方官后，又入朝任刑部員外郎、大理寺少卿，一直做到大理寺卿，并兩度出任刑部侍郎。他辦案“持法不阿，議者賢之”。宋高宗趙構稱他“議法詳明”，《宋史》也稱贊他“明恕而用刑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