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古今中外圍繞著"讀書"所闡發(fā)的各種思想可謂五花八門、琳瑯滿目。特別是"要不要讀書"的問題，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主張讀書"有用"的，拼命鼓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誘惑"，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主張"讀書"的，言辭聽起來也是振振有詞，如"不要識字，只要識事"；"盡信書不如不信書"；"知識越多越反動"等等諸如此類。在"要不要讀書"的問題上，先輩們是人云亦云，既有"頭懸梁、錐刺股"的"拼命三郎"，也有"白天不看書，晚上靠螢火蟲苦讀"的"書癡"。晚輩不肖的甚至有人喊出了"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的時代絕唱。既然讀書問題這么麻煩，對于不想讀書的人來說，倒是省了不少心；對于想讀書的人來說，著實增添了不少迷茫。
今人，特別是法律人究竟是否要讀書？法律人是否可以簡單地秉持"實踐出真知"的"圣言"就能"龍行天下"？這些問題好像是無頭案，沒有太好的解答。
前些年到院部禮堂，在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肖像前注目很久，除了發(fā)自內(nèi)心的敬仰之外，有幾個小問題一直未解。就個人淺薄的知識來說，大概知道一點這些學界巨擘的學術成就。例如，靠吃佛祖當上學部委員的就有季羨林、湯用彤、陳垣、呂澄等學術大家，不過有一點費解的是為什么呂澄先生比其他幾位先生晚了兩年才熬上"學部委員"。近期閱讀了呂澄先生的佛學文集，對這個困擾了很長時間的問題似乎覺得有解。答案跟"讀書"有關。呂澄先生讀的佛學書籍太多了，其佛學知識的造詣應當不在其他幾位佛學大家之下。呂老先生居然對《楞嚴經(jīng)》的漢語句式都能甄辨出是否存在文獻上的"抄襲"，并且據(jù)此讀書功夫推出"楞嚴百偽"的大作。雖然教界多有抨擊之詞，但大致上呂老先生提出的問題半個世紀內(nèi)無人能夠正面回應。原因幾何？出于沒有人讀過比呂老先生還要多的書。所以，我斗膽地估摸著，有可能是55年初評時評委們真的走眼了，評完之后又覺得不好意思了，所以，到了57年趕快給呂老先生補上，也算是對呂老先生讀書功夫的褒獎和充分肯定吧！
讀書讀到什么程度才算一個了結呢？沒有人知道答案。不過，世俗的人大多讀一點書就膨脹了，"轉行了"。故自古以來，一直有抨擊"學而優(yōu)則仕"的微詞。這也多少反映了常人的一種讀書能力，也就是說，普通人讀不了幾本書就"滿"了，要么就要去"寫書"，讓別人讀；要么就去"用書"，自己照著書本上說的玩一下。反正是書不能讀到像王國維一樣自己就躲到昆明湖底下不愿意再跟不想讀書的人見面了。其實，眼睛只盯著《論語》的"學而優(yōu)則仕"確實低估了孔老夫子的"智慧"。"學而優(yōu)則仕"的上半句是"子夏曰：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本來是很辯證的事情，到了無聊讀書人的眼里就只剩下讀書的最高目標是為"追求仕"了。其實，人家子夏很聰明，也很辯證。首先想到的是"官做大了必然想讀書"，然后才勉強同意"書讀多了可以去為仕"。這里關于"讀書"的見解看不出有多少功利的色彩。屬于很辯證的實用型人生經(jīng)驗。倒是被斷章取義的無聊文人一改裝，成了清高讀書人死讀書的"座右銘"了。
說了很多關于"讀書"的故事，還得回到法律人的讀書態(tài)度上。別的國家先懶得一提，就中國人老祖宗的書還是要有個態(tài)度。法律人離不開"法"，但是，在五千年的中華古籍文獻中，到底出了多少"法"？這些"法"有共通之處嗎？如果只想著獨角獸演繹的"法"，或者是只有手持天平的女神才掌握著"法"，很明顯，讀書不夠。因此，法律人也需要做個文化人，也要讀書。幾年前在臺灣訪問時有幸跟法學泰斗馬漢寶先生同桌，現(xiàn)在的司法院大法官湯德宗先生在對馬老表示恭敬的同時，對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文學、哲學大佬們屢次阻擋馬老入閣院士之舉表示了不少憤憤微詞。反正有一點感覺是挺讓法律人難以接受的，就是一些文史哲的讀書人總以為我們法律人不讀書，沒學問。真是冤枉啊！也不是所有法律人都旨在"學而優(yōu)則仕"，況且孔老夫子還說了活話，"仕而優(yōu)則學"，"仕"到一定程度回到頭來反而愛讀書、愛學習了。當然，與其讓別人說我們是文盲，不如老老實實一天多讀幾行書，幸許要不了多久，我們法律人中也出幾個文化大家，那樣就是一件于國于民的大好事了。讓我們都準備好，認真地讀上幾本自己喜歡的好書吧！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工作通訊》2013年第1期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