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上午好！去年面對沒有一位同學的會場進行畢業典禮致辭的場景仿佛還在眼前，轉眼又到了今年的畢業季。在畢業典禮上“究竟應該說點什么？”已經成為全國法學院院長們共同面臨的難題。
畢業意味著同學們即將離開校園，正式邁入社會。從事一份職業謀生是邁入社會的標志。職業就是我們的飯碗，尊重自己手上的飯碗是一個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之本。我始終無法忘記十幾年前看過的一部電影——黑澤明導演的《七武士》中一個鏡頭：日本山村的農民飽受強盜劫掠之苦，試圖聘請流浪武士保護山村。志村喬扮演的武士猶豫不決，因為接受意味著以性命相搏。但是當他看到村民們吃著黑乎乎的糟糠，卻把白花花的米飯捧給他時，他端著飯碗鄭重地說了一句話：“我不會白吃你們的米飯。”真正的日本武士從不發誓，因為他們認為發誓是對自己名譽的毀損。“武士一言”就是對所說的話的真實性的充分保證。所謂“武士道”就是武士在其職業上和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守之道，也就是隨著武士身份而來的義務。
隨著武士階層的消失，武士道也像櫻花一樣隨風逝去，但是正如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所指出的，武士道作為一種體系已經滅亡，但是作為美德卻還活著。就像在風中散落的櫻花，仍然會用它的芬芳來豐富人世。武士道對日本現代社會的最大影響，就體現在日本人的職業倫理中。二戰以后，日本經濟能夠迅速崛起，日本人的職業倫理觀功不可沒。稻盛和夫指出，日本企業沒有魔術般的經營管理體系，沒有任何法寶可以勝過意氣風發、努力工作的員工。武士道精神甚至對民法典的具體條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日本民法典》第474條第2款規定：“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不得違反債務人的意思進行清償。”我妻榮認為該款受到了武士氣節的影響，因為自尊的人不愿隨意受人恩惠。我國民法典這次新增了第524條第1款第1句：“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第三人對履行該債務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權向債權人代為履行。”上述規定可以說是武士道精神對中國民法典的反哺，因為武士道的精神內核源自中國的傳統文化。
同學們可能會認為，武士道和中國沒有太大關系，中國人很難從中汲取多少養分。但是，當我在日本人撰寫的《武士道》一書中，幾乎每隔幾頁就能看到孔子、孟子或者王陽明的時候，一方面非常詫異，另一方面作為中國人也非常自豪。日本學者明確指出，孔子的教誨是武士道最豐富的淵源，武士道提倡的勇，即敢作敢當、堅忍不拔的精神就源自孔子在《論語》中對勇下的定義:“見義不為，無勇也。”武士道倡導的誠則源自孔子在《中庸》中的一句話：“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孟子對武士道也發揮了巨大的權威，武士道中最嚴格的教誨——“義”就源自孟子的一句話：“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所謂義，就是決斷的心，就是憑道理下決心而毫不猶豫的意志。在一個流行著動輒以陰謀詭計為戰術，以弄虛作假為戰略的時代，這種率真而正直的男子漢的美德，是閃耀著最大光輝的一塊鉆石。《南方周末》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讓記者們假設自己能夠回到古代，他們最想采訪誰。有一位記者說她想采訪宋襄公，問他為什么不在楚軍渡河的時候進攻，而是要講仁義，讓楚軍渡河列隊以后再決戰，最終導致了戰敗身亡的結果。實際上，當我們津津樂道于田忌賽馬的謀略時，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就開始下降了。
盡管孔孟思想對武士道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日本人同樣認識到知識只有在學習它的人的心里同化了，并在他的品質上表現出來的時候，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否則只是一個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這種對知行合一的追求，使得日本人完全拜倒在陽明哲學的腳下。日本人甚至認為，王陽明在貫徹理想主義方面，絲毫不遜于西方的貝克萊和費希特。盡管他的學說也存在極端唯我論的某些謬誤，但是它具有強烈的確信力，因而它在發展個性的堅強性格和寧靜氣質方面的道德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竭力提倡高尚職業倫理的稻盛和夫，他的京瓷哲學就是陽明心學的日本現代版。盡管他坦率地承認并沒有讀過王陽明的書，但是他的偶像，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功臣西鄉隆盛就是王陽明的忠實崇拜者。西鄉隆盛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修心練膽，全從陽明學而來。”稻盛和夫也把西鄉隆盛的人生信條“敬天愛人”作為京瓷公司的社訓。
稻盛和夫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為基礎，反復強調認真工作對個人、對社會的意義。他從一所不知名的地方大學畢業以后，求職無門，有時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他不禁詛咒世道不公，感嘆自己命運不濟。因為學過一點空手道，他甚至一度想加入黑社會謀生。后來在一位大學教授的推薦下，進入一家瀕臨倒閉的公司，工資遲發是家常便飯，和他一起進入公司的大學生最終都辭職離開，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人被逼到絕路上反而想開了，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把鍋碗瓢盆都搬進了實驗室，逼迫自己天天專心做實驗，最終開發成功了一種可以用在電視機顯像管上的新型陶瓷材料，當時電視機剛剛開始普及。這也是他最終創立位居世界500強的京瓷公司的重要資本。這段人生經歷使他明白了一個真理，就是人的命運絕不是天定的，它不是在事先鋪設好的軌道上運行的，根據我們自己的意志，命運既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的心制造出來的，心態決定命運。自己撒下的種子，必定會在自己的身上開花結果。
稻盛和夫的感悟幾乎是王陽明“龍場大悟”的翻版。公元1508年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內憂外困幾乎命懸一線，他時常思考人生的意義，突然有一天大徹大悟說出了一句著名的話：“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用現代漢語表達就是，圣人之道，或者事物的本質、人生的意義等，全在我們自己的心中，只需內求，到外界的事物中去尋找，都是方向錯了。王陽明甚至作詩自嘲，反省過去的錯誤：“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世界在每個人眼里都不同，同樣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同樣一份工作，有的人覺得苦不堪言，有的人卻樂在其中。有沒有值得終生投入的工作可做，是人生幸與不幸的關鍵，但是首先要找到工作的意義。
工作的首要意義是養家糊口。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除非含著金鑰匙出生，每個人都需要從事一份工作以換得生活必需品。著名的經濟學家米塞斯認為，基于人好逸惡勞的天性，工作被認為是痛苦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假定下，閑暇比工作好。人們只有在工作的報酬高于閑暇所產生的滿足時才會去工作。因為工作招致負效應。根據西方人的觀點，工作的辛勞是上帝對人原罪的懲罰，因此《圣經》里有一句話：“你必汗流滿面才能獲得食物。”對于法學專業的人來講，我們要感謝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使得我們不需要汗流滿面，但是我們必須絞盡腦汁才能獲得食物，工作的負效應并沒有降低。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同意米塞斯的觀點。
如果工作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有很多現象無法得到合理說明。著名的法學家薩維尼十二歲左右就失去了雙親，繼承了巨額遺產的他，無需任何工作就可以過上悠閑的生活。但是他最終選擇了大學教師的職業，這個職業在當時薪酬很低，而且社會地位也不高。正是憑借對學術研究的熱愛和對教學工作的投入，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奠定了德國法學在世界法學界的影響力。孟德斯鳩繼承了伯父波爾多市議會議長的職位，因為不喜歡當官，他把這個職位賣了一個天價，光憑利息就可以過上優裕的生活。但是他并沒有混吃等死，而是憑借對學術的熱愛寫出了不朽的名著——《論法的精神》。我們華人里最頂尖的法學家王澤鑒教授已然退休多年，他盡可以過著優裕的頤養天年的生活，所到之處也必然是鮮花掌聲、前呼后擁，但是他在年屆八旬之際，仍然出版了兩本厚厚的專著：《人格權法》和《損害賠償》。在八十三歲高齡之時還對自己的債法體系書進行了全面的修訂和完善。作為晚生后輩，我們每一個人心里都會對王老師充滿敬意。
如果工作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解釋這些腰纏萬貫，甚至是退休多年的學者為什么還要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同時根據經濟學的邊際效益遞減理論，“食不過一腹，居不過一屋”，在滿足基本溫飽以后掙得每一分錢，它的效益都是遞減的。在稻盛和夫創辦京瓷公司以后，我相信金錢對他而言只剩下符號的意義。但是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78歲高齡就任瀕臨破產的日本航空公司會長以后，僅用一年時間就創造了日航史上最高的利潤。經常有人說他對自己太苛刻，生活過得太辛苦，但是他認為正是這種艱辛苦難，他才覺得自己的人生很有意義。盡管沉重的工作負擔常常使他心力交瘁，但是他仍然從心底熱愛他的工作。只有喜歡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作中尋得樂趣的人，才能獲得事業的成功。稻盛和夫反復強調，工作不僅是為了生存、為了溫飽，它還陶冶人的情操。全身心地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修行。修行不必脫離俗世，沒有必要假模假樣地去終南山，工作現場就是最好的磨煉意志的地方，每天認真工作就能塑造高尚的人格，就能獲得幸福的人生。
羅伯特·諾奇克在《被檢驗的人生》中也指出注重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是人生幸福的重要來源。“度過人生而對生活和世界所包含和揭示的東西無動于衷，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猶如某個人穿過房間而對那里正在演奏的美妙音樂充耳不聞。”人的日常生活是由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組成的。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就是家庭生活的范圍不斷縮小，以至于個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家庭之外的社會生活中度過的。而社會生活就是在社會分工的前提下，基于一份職業和其他人產生聯系。正是認識到這一點，涂爾干寫出了三本著名的書——《社會分工論》、《職業倫理和公民道德》、《論自殺》，從而奠定了社會學鼻祖的地位。
涂爾干的核心觀點就是強調職業倫理對個人和對社會的意義。因為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人類社會無可避免地從熟人社會轉向了陌生人社會。在陌生人社會中，普遍意義上的道德的作用在下降，這是社會失范的重要原因。我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如果在座的每位同學出一萬塊錢，讓我圍著法學院旁邊的大草坪裸奔一圈，盡管我非常想掙這幾百萬塊錢，但是我還是不會去裸奔。因為大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裸奔以后即使蘇州大學不開除我，我也不好意思再走上大學的講壇；如果換到非洲剛果機場旁邊的大草坪裸奔一圈，我很可能會答應大家，因為除了招來陌生非洲黑人詫異的眼神，我幾乎不會損失什么。
因此只有強調職業倫理才能實現社會的有機團結。與普遍意義上的道德規范不同，有多少種不同的職業，就有多少種不同的職業倫理。作為一名教授，我不必去履行商人的義務，企業家的義務和士兵的義務、士兵的義務和醫生的義務也迥然不同，如此等等。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尊重自己的職業倫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個社會就會很好。
對于個人而言，尊重自己的職業倫理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保證。因為幸福的反面就是社會失范的極端形式——自殺。與動物的生理性自殺不同，只有人類的自殺主要是因為社會因素引發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看一看中國自殺率的變化就不難明了，這種變化一度讓世界衛生組織很困惑。在西方社會，男性的自殺率一直維持在女性自殺率的四倍左右，因為男性承受的社會壓力比女性大。但是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女性的自殺率都遠遠高于男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女性的自殺率居高不下。因為農村女性沒有工作，在經濟上要依賴男性，如果遇到家庭矛盾或者家庭暴力，很容易自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按照西方的理論，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自殺率的增長存在正相關，但是中國的自殺率不升反降，關鍵的原因就是農村女性自殺率的大幅下降。因為農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而且可以進城打工，盡管條件仍然非常艱苦，但是她們畢竟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她們在真正的意義上變成了社會人。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在現代社會，擁有一份職業是個人獲得自由和尊嚴的最主要保障。
涂爾干甚至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結婚早的男性更容易自殺。中國古話也說，先立業后成家。沒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單純的家庭生活不會讓人感到幸福。這也是現代社會人的結婚年齡越來越晚的重要原因。我30歲結婚，38歲才有女兒。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并不是看了涂爾干的書才做了這個選擇。看到周圍的同學紛紛娶妻生子，內心里也是焦慮萬分，但是我一直在為自己的前途打拼，四處求學、居無定所，根本沒有娶妻生子的現實條件。當然，戀愛還是可以談的。
說了這么多自殺，真實目的是希望同學們都好好地活著。人是一長串人類祖先的后裔，經歷了無數的偶然事件、殘忍的捕獲、幸運的逃脫、在戰爭和疾病中僥幸活下來。要產生我們每一個人，需要有一個異常復雜的、相互作用的事件鎖鏈。成為當前世界的一部分，是一種殊榮，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通過辛勤的工作，把自己的一點特征添加到實在的永恒過程之中，就是構成幸福和歡樂的東西。但是尋找到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不容易。
蓋洛普公司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職場環境調查報告》中指出，其于2014年——2016年在全球155個國家收集的數據表明，全球只有15%的員工熱愛自己的工作，并敬業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熱愛卻能敬業地工作，18%的人完全談不上敬業。如果一個人憑以養家糊口的職業和自己的熱愛是重合的，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沒有這樣的運氣，我希望同學們也不要成為后18%中的一員。
自己的熱愛和職業的錯位，很多時候是人生的常態。梁漱溟先生在山東進行鄉村建設運動時，也曾和自己的學生談及擇業問題，他認為最好的態度有兩個：第一就是遵從自己的興趣，興趣之所在，就是自己的聰明才智之所在，但是周圍環境不一定就有機會給你；給你的機會，也不一定合于你的要求和興趣。這個時候的態度就是隨緣，把自己的心態放寬，這是一個很大方的態度。但是隨緣不是躺平，而是隨外緣機會盡自己的心力來表現自己。梁先生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興趣就是將自己對社會學的見地和哲學的見地從容地寫出來，這是人生唯一快事。只是為了開展鄉村建設運動，他不得不承擔很多行政事務，識人任事又不是他的所長，有時候會覺得苦。但是他不固執，而是隨緣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手頭的工作做好。梁先生的觀點和馬克斯·韋伯的“天職觀”有異曲同工之處。
職業倫理觀念能夠深入人心，馬克斯·韋伯功不可沒。韋伯在分析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時，發現在西方的語言中，無論是拉丁語、德語、英語還是意大利語，職業這個詞都有蒙召、召喚、天職的意思。天職這個詞在起源上有濃厚的宗教意味，意指人必須接受且必須適應神定之事。這個詞最終在韋伯那里獲得了徹底的世俗意義，所謂天職就是一種義務，是假定個人對自身職業活動的內容應該感覺到、也確實能夠感覺到的義務。
韋伯本人也是踐行學者天職觀的典范。韋伯在著名的演講《以學術為業》中坦率承認了這樣一件事情：鼓勵年輕學者以學術為業是一項難以承擔的責任，因為學術生涯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它需要勤奮、運氣和悟性。每一位剛入職的年輕人幾乎都會說，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但是真正能夠做到的是極少數。關于學術是否是一項具有客觀價值的職業，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但是肯定學術的價值，是從事教學工作的預設前提。韋伯認為，就個人來說，他通過自己的工作，對此有了肯定的回答。在學術領域，只有那些全神貫注于手頭工作的人，才能說是有個性的。只有發自內心地獻身于他的任務，才能使學者達到自己所服務主題那樣的高貴與尊嚴。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去做我們的工作以滿足當下的要求，無論在為人處世還是在履行我們的天職方面，都應如此。這其實是平實而簡單的道理，不過條件是，每個人都找到并服從握著他生命之弦的那個魔鬼。
韋伯說得真好，我從中也得到了現實的啟發。自從擔任了院長，就額外增加了每年兩篇作文的義務——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致辭。這些致辭既不能發表，也不能獲得物質獎勵，同時也不能用來評各種人才頭銜，但是，既然無法逃避，不如隨緣將這項任務作為院長職務的天職。在準備致辭的過程中，我的知識面得到了拓寬，同時對人生的感悟也加深了，這也是一種快樂。因此，今年的致辭表面上是為同學們講的，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我也是講給自己聽的。因為我也一直在苦苦地尋求工作的意義和樂趣。
謹以這段感悟和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各位同學共勉，衷心祝愿各位同學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能夠尊重自己手上的飯碗，并尋找到真正的快樂！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