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古裝探案喜劇《御賜小仵作》從開播時的“又窮又糊”，一路逆襲成某影評網站評分高達8.3的黑馬，多次破圈上熱搜。許多觀眾在追劇之余不禁追問，劇中女主角楚楚如果來到真實的唐朝，會如何參與案件偵破工作呢？
遺憾的是，唐朝并沒有仵作，或者說唐朝不一定有仵作這個行當，即使有，現存史籍中也沒有留下關于仵作的任何記載。
（一）
唐朝雖然沒有仵作，但有法醫檢驗。作為司法勘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醫檢驗在我國源遠流長。
早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就有關于法醫檢驗的記載。《呂氏春秋》卷第七《孟秋紀》有言，“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還有“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瞻傷察創、視折審斷”，即是根據法醫檢驗身體傷害程度、界定罪行輕重，來實現“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的司法目標的例證。
睡虎地秦簡中的《封診式》，也保存了戰國時期法醫檢驗的文本。
據《賊死爰書》載，某地發生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后，令史帶領牢隸臣到現場勘驗，發現男子尸身“在某室南首，正偃”，直躺在某間房屋內，面朝上，頭朝南。“某頭左角刃痏一所，北（背）二所，皆從（縱）頭北（背），袤各四寸，相耎，廣各一寸，皆中類斧”，左太陽穴有一處刀傷，腦袋后部有一處大約四寸長、一寸寬的傷口，鮮血從一側流向另一側，從傷口形狀可以初步判斷是受斧頭傷害；“腦角出皆血出，柀（被）污頭北（背）及地，皆不可為廣袤”，死者胸部、太陽穴、臉頰及眼窩都在向外滲血，血布滿死者全身并流到地上，無法確定血跡長度寬度；“它完”，尸身其他部分完整無缺。
死者衣物有“衣布禪裙子、襦”即平布衫、裙子和短上衣各一件。“其襦北（背）直痏者，以刃夬（決）二所，應痏……”上衣背后有兩道垂直切口，已經被血污染，平布衫中間也有血跡。“男子西有髤秦綦履一兩，去男子其一奇六步，一十步”，尸體西面有一雙秦地式樣的涂漆鞋子，兩只鞋子分別與尸體有六步、十步遠的距離。“以履履男子，利焉”，經現場試穿，鞋子與死者腳型大小適合。由于地面很硬，“不可智（知）賊跡”，無法找到兇手足跡。“男子丁壯，析（晳）色”，被害人體格健壯，皮膚有光澤，身高七尺一寸，發長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腹部有兩處艾灸引起的舊痕。
這一記載對尸體位置、受傷情況、傷創大小等都有詳細描述，反映了當時法醫檢驗的細致謹慎。英國近代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這份檢驗報告“也許標志著法醫學的最初起源，因為在公元前3世紀，要求檢查者做出這么精確的描述本身就是很驚人的”。
（二）
《唐律疏議》作為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和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在斗毆、疾病、中毒等方面廣泛規定了法醫檢驗的內容，如卷第二十一《斗訟》載，“諸斗毆人者，笞四十；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傷及拔發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出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
這些規定中的斗毆傷勢輕重，需要根據法醫檢驗的結果確定，以便處以相應刑罰。如果眾人群毆，即“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要檢驗出被害人身上傷痕中最重要的地方或致命之處，對下手最狠者處以重刑。
《唐律疏議》卷第四《名例》規定，百姓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廢疾”即有殘疾缺陷者，如果因犯罪被處以流罪以下刑罰，可以“收贖”，即用錢物免除刑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即患重病和不治之癥的百姓，犯下謀反、大逆、殺人等死罪時，可以“上請”，酌情寬免。要執行這些寬刑規定，就需要對犯人年齡和患病情況進行法醫檢驗。
《御賜小仵作》第1集中，楚楚剛到長安，就見一老伯碰瓷馬車，向車主索要醫藥費賠償。楚楚一眼就看出老伯小腿傷痕異常，實乃偽造，分明是碰瓷訛錢，她還當眾拆穿所謂老伯實屬青年壯漢假冒，這情節無疑是唐律對犯人傷痕輕重、患病實情、年齡大小進行法醫檢驗律條的再現。
法醫檢驗當事人患病和死傷情況時，難保出現檢驗不實現象，《唐律疏議》卷第二十五《詐偽》對此則有明確規定，“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按照唐律，詐病者杖打一百，自殘詐傷者判處徒刑一年半，詐死者判處徒刑兩年。法醫如果對詐病、詐傷、詐死情況檢驗不實，就要在當事人所受處罰的基礎上進行減輕一等懲治，即分別受到杖打九十、徒刑一年、徒刑一年半的處罰。
如果當事人明明患病受傷，“若實病及傷”，法醫檢驗時卻“不以實驗者”，報告當事人無病無傷，就是故意陷人受杖責或徒刑；如果當事人“實死”，而法醫檢驗卻言“不死”，就是故意陷人受兩年徒刑。這種情況下，法醫就犯下陷害罪，要依照被害人所受懲罰標準對法醫進行處罰，分別處以杖責和徒刑。如果法醫只是存在不如實檢驗的意圖而尚未執行的，則減輕一等處罰。
（三）
《御賜小仵作》第29集中，楚楚、景翊、冷月等人偵破一起毒殺案，斷定有人用胡茄花花籽下毒害人。《唐律疏議》對用毒殺人也有規定，卷第十八《賊盜》“凡以毒藥藥人，謂以鴆毒、野葛、烏頭、附子之類堪以殺人者，將用藥人，及賣者知情，并合科絞”，使用野葛、烏頭、附子等藥物殺人，要將下毒者處以絞刑；售賣藥物之人如事先知情，亦一同受死。要斷定死者是否為中毒致死，就需要根據被害人飲食狀況、發病癥狀、尸身表象等進行相關法醫檢驗。
從《唐律疏議》中的這些法律規定來看，唐朝雖然還沒有出現仵作行當，但法醫檢驗的需求相當廣泛，法醫檢驗的經驗積累亦逐漸成熟。
經過從先秦到漢唐的職業分化，五代時開始出現“仵作”一詞，但多指從事殯葬行業之人，而非法醫。宋朝宋慈寫就法醫著作《洗冤集錄》，對法醫檢驗提出嚴格要求，對檢驗報告的格式、寫法都有明確規定。元明時期，仵作深度參與到法醫檢驗工作中，清朝時仵作正式進入州縣衙門官吏隊伍。
盡管仵作在古代司法體系中地位低下，在社會上受人輕視，在文學小說中負面形象較多，但仵作長期的實踐，為司法勘驗提供了大量的經驗，最終借助醫學解剖技術，推動古代驗尸檢骨轉型為現代法醫檢驗。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