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鄉安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策源地和秋收起義主要爆發地。上個世紀20年代，一場歷時十年的安源路礦工人革命運動使安源名動天下，被譽為“中國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礦工人運動是黨領導工人階級開展的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是黨運用馬列主義指導工人階級斗爭的實踐成果，為中國工人運動史和革命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其中，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設立的裁判委員會（簡稱安源裁判委員會），是黨在其初創時期開展革命斗爭和局部治理的寶貴探索，是黨領導下最早開展的人民司法的生動實踐范例。
安源裁判委員會的時代背景
安源路礦是萍鄉煤礦和株萍鐵路的合稱。上世紀初，萍鄉煤礦是全國十大廠礦之一，被譽為“江南煤都”，路礦工人共13000余人。在“三座大山”的剝削壓迫下，路礦工人過著悲慘的生活，“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萍礦當局及工頭對工人動輒毆打、濫用私刑，或送警拘留嚴加拷打，工人生活“誠奴隸牛馬之不如”。（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頁）安源工人多次自發開展斗爭。1921年，黨的一大確定了“成立產業工會”的基本任務，時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的毛澤東經實地考察，認為安源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開展的地方，遂派李立三等人去安源指導工運，指示利用合法斗爭手段，把優秀工人組織起來，建立黨的支部。在毛澤東等人提議下，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以“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和痛苦”為宗旨。1922年9月，在毛澤東“哀而動人”策略的指導下，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完全勝利，俱樂部部員增至12000余人。為了鞏固工運成果，俱樂部效仿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起了代表會議制度和工作機構。因俱樂部內糾紛繁多，1923年5月，安源裁判委員會應運而生，對促進工人自治和維護公共安寧發揮了重要作用。
安源裁判委員會的運作情況
權力來源上，裁判委員會根據民主集中制產生于最高權力機關。俱樂部組織架構是以俄國蘇維埃政權為藍本建立的。1922年10月，俱樂部基于“民主的集權制”原則，以“十人團”為基本組織，選舉組織成最高代表會、干事會及主任團，最高代表會為最高決議機關，干事會下設文書、會計、教育等八個股。因各部主任無暇處理糾紛，遂于1923年5月召開第三十次最高代表會議議決組織裁判委員會，作為最高代表會的直轄機關。后經劉少奇完善，俱樂部形成了全體十代表大會、總代表會、執行委員會、工作處干事會的架構，執行委員會下設教育、宣傳、交際、財政、裁判、糾察、互濟、出版、游藝、庶務10個專任委員會。十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總代表會議與百代表會議是俱樂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機關。執行委員會對十代表大會、總代表會議及百代表會議負完全責任，裁判委員會等專任委員會對執行委員會、總代表會議及百代表會議負完全責任。裁判委員會最早為最高代表會的直轄機構，后因事實上的關系，改將裁判委員會直屬于執行委員會之下。安源工人俱樂部“組織之完善，實力之充實，誠為國內勞動團體所僅見”（《劉少奇紀事1898—1969》第78—79頁），甚至超出工會屬性而具有了人民政權的初步特征。
制度建設上，裁判委員會建立了選任制度、辦事機構和工作程序。裁判委員會由最高代表推選七人組織而成，任期半年；委員長由七委員互選之，負委員會全責；委員不稱職或因故辭職時，由總代表會議另選繼任。從1923年5月到1924年6月，共推舉了三屆委員會委員，委員長分別為朱錦棠、胡立生和周懷德；委員大多是工運骨干分子，第一屆委員長還由最高代表會議書記朱錦棠兼任。裁判委員會設立了辦事機構和工作制度。部內設問事處，受理各種紛爭；設立日志記錄每日辦理事件之各種判決及姓名等；委員會辦理案件采用會議制，每月一號及十六號下午一時各開會一次，重大案件由委員會與主任團商酌辦理。裁判委員會直屬執行委員會之后，改為每星期開會一次，案件雖付議于委員會，但委員長得依己意最后決定，委員長的決定與委員會意見相反時，委員會或其一委員得上訴于執行委員會或總代表會議。
受案范圍上，以妨害治安、民事糾紛和違反部規公約案件為主。根據《裁判委員會簡章》與《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章》，委員會受理案件范圍為“本部部員間，或部員與外人間所發生之糾葛紛爭”“掌理本部部員間之糾紛及違犯本部部章公約等事項”（《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章》〈1924年〉，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頁），包括“行兇毆打、恃強凌弱，違犯本部規章，破壞公共利益，擾亂秩序，聚眾酗賭行為”等。各處代表不能處理時，不分地域，委員會均得受理。不按期繳納常月費等違反俱樂部規章制度行為，也屬于委員會受理范圍。委員會不受理部員各人私事，刑事案件移交路礦警察辦理。1923年6、7月和1923年12月至1924年9月累計一年期間，裁判委員會受理案件530件，其中行兇斗毆案130件，工程糾葛案95件，不守廠規案87件，不遵部章70件，賭博53件，妨害公安案42件，銀錢賬務案20件，竊盜案12件，瑣事案21件。
裁判依據上，以部章公約明確行為準則和懲罰措施。俱樂部以部章公約作為合法設立及正常存續之依據，明確了部員行為準則、懲罰措施和從重情節，并以裁判委員會作為部章公約施行之保障。裁判委員會的裁判依據包括：一是俱樂部章程，如俱樂部總章明確部員有繳納入部費常月費、不得破壞本部秩序等義務，部員不得反抗本部裁判懲罰，從而賦予裁判強制力；二是最高代表會的議決案，如禁止賭博、打架等；三是廠規，俱樂部出告示勸告工友遵守正當的廠規，維護生產紀律；四是專門懲罰規則，1923年《裁判委員會報告》中明確委員會將擬定懲罰規則，由最高代表會議通過施行（但未見史料記載）。部章公約為部員行為及裁判委員會裁判提供了指引，如規定凡有犯事者，剝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一次；有重大之過犯可裁判開除部籍，凡與兩局職員勾通者，即行開除，永不恢復。對于俱樂部職員如辦事不公或手續失措的，各級代表不遵本部章程及議決案或放棄職責的，部員無理取鬧，部員賭博的，均規定了明確的懲罰措施，罰工所收入之款項，俱充工人圖書館書報費。嚴格而有效執行的規范體系，有利于養成“牢不可破的紀律”，使“中國人絕不至永遠是一盤散沙的樣子。” （ 紹予：《安源路礦工人之偉大組織》，1924年2月16日《中國青年》第18期）
工作方法上，注重情理法兼容和過罰相當。裁判委員會對于受理的糾紛主要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情理法兼容的調解方法，“對所受理之一切爭端，俱采用解釋方法，平情酌理以開導之，闡明大義以曉示之”，“秉息事寧人之旨，持正道公平之法，以保持和平鞏固團體”，倡導工友遇事平心靜氣，依法據理，務求雙方互讓，和平解決[朱錦棠：《裁判委員會報告》（1923年），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這已具備人民司法調解制度的精神。二是過罰相當的處罰原則，注重處罰的公正性、比例性，“或有行兇毆打，恃強凌弱，違犯本部規章，破壞公共利益，擾亂秩序，聚眾酗酒等行為，即與以相當之處罰——記過或罰工，情節過重及非本部范圍以內之事，即送警。”俱樂部內職務身份可以作為從重處罰情節，體現對有職務者的嚴格要求，如賭博的部員按次數予以罰一工至開除部籍的處罰，有職務的人員從嚴處罰。（李滌生：《最高代表會報告》〈1924年〉，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頁）
安源裁判委員會的歷史意義
安源裁判委員會是黨領導執政治理的早期探索。在黨的領導下，安源工人運動自始就具有戰略眼光和遠大理想，強調除謀求經濟目的外，更要“注意政權的保護”。俱樂部誕生之始，就以保護工人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為己任；1924年8月，進一步提出了“提倡工人自治”“共圖工人階級之福利，謀社會之進化”的目標。司法機構及其職能是政治統治的柱石，建立工人自己的裁判機構，使工人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裁判，“不致受腐敗法庭的虐待”（劉少奇:《“二七”失敗后的安源工會》，參見《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頁），是保護工人利益、開展革命斗爭的重要保障，也促使工人通過自我管理，培養當家作主精神和執政治理能力。裁判委員會具有司法性和革命性，有力地促進了工人自治，鞏固了工會團結，因而獲得了極大權威，“如司法科從前案件紛紜，門庭若市，竟成了深山古剎，足跡罕少，因所有問題不至司法科而至俱樂部故也。”（《安源勞動運動現狀》，《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第 866 頁）在黨的有力領導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不斷發展壯大，“幾乎就是一個半政權機關”（《李立三就安源工運史研究問題答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王興等問》〈1959 年 1 月〉，《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第 900 頁），“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 年 2 月〉，《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上），第 769 頁] 黨在領導安源工人運動中進行的局部治理探索，為今后治國理政積累了寶貴經驗。
安源裁判委員會具有現代司法的精神內核。其在兩個方面具有現代司法的色彩：第一，體現了人民司法和司法民主理念。這是現代司法權區別于舊司法傳統的本質所在。裁判委員會最早產生于最高決議機關——最高代表會的決議，系最高代表會的直轄機構，后屬于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對各代表大會負責，體現了“民主的集權制”原則。我國憲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可見一脈相承關系。第二，出現了政法職權分工。俱樂部成立了工人糾察團，平時禁止賭博和斗毆，罷工時負責維持治安，嚴防壞人破壞，具有公安機關的職能色彩，使安源工人“秩序有自己的糾察團維持，不受兵警的蹂躪”（《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7頁）。1922年9月大罷工勝利后，俱樂部出現了官僚作風和腐敗問題，發生了服物股經理陳梅生久欠公款千余元等事件，遂由最高代表會議組織經濟委員會，負責保管、審查和監督，具有反腐倡廉意義。經濟、裁判委員會均是黨領導工人運動開展法紀建設的重要事件。
安源裁判委員會豐富了紅色司法的基因樣本。裁判委員會自其成立之日起，黨的領導和服務人民的紅色基因就已經融入其血脈中；它埋下了紅色司法的火種，為之后革命時期司法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27年4月，一度被武力解散的俱樂部恢復為萍礦總工會后，共同參與組成了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曾任裁判委員會委員長的周懷德兼任特別法庭審判員，法庭對破壞工人運動的曾文俊、方知祥、喻孟甫等人進行了審判并槍斃，濃厚了救黨和反蔣氛圍。在江西這片紅色的熱土上，1928年1月，誕生了毛澤東親手創建的第一個紅色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下設的裁判部；1931年3月，誕生了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特區法院——贛東北特區法院；1932年2月，誕生了我國人民司法的雛形和搖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最高法院。而安源裁判委員會的成立時間均早于這些紅色司法機構，可以說是黨的領導下最早建立的人民司法性質的機構之一，為紅色司法基因庫增添了新的樣本。這片紅色的熱土上也孕育了一批批紅色司法先驅先烈，曾擔任過蘇維埃政府各級裁判部正副部長和工作人員的革命先烈多達430余人。
安源裁判委員會提供了安源精神的光輝范例。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無數共產黨人的不懈奮斗構筑起了偉大精神譜系。以“義無反顧、團結奮斗、勇于開拓、敢為人先”（中共萍鄉市委、萍鄉市人民政府：《弘揚安源精神，加快萍鄉發展》，載2001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為內涵的安源精神就是其中的瑰寶。以毛澤東等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及廣大安源工人，以敢闖敢干的革命首創精神，開創了眾多先河：如成立了黨在產業工人中最早的支部，設立了黨領導下最早的經濟事業組織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發行了黨領導的經濟實體中最早的股票貨幣，開展了黨的歷史上最早的反腐倡廉工作實踐，創辦了黨的歷史上最早的黨校，等等。（萍鄉市中共黨史學會著：《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安源裁判委員會是黨領導工人無產階級成立的第一個司法性質機構，它是勇于開拓、敢為人先的安源精神的光輝體現。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知所從來，方明所去”。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和營養劑，雖然安源裁判委員會只是黨在初創時期一個稚嫩的司法探索，還有諸多不規范、不成熟、不完備之處，但它點燃的紅色司法火種薪火相傳、勢成燎原；它開啟的執政治理實踐蓬勃發展、生生不息，啟迪著我們在新時代不斷傳承紅色基因，發揚首創精神，堅定理想信念，爭創一流業績。
（作者單位：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