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權變”觀念的主要內容，就是指做事不可拘泥于固定規則，既要有原則性，也要有靈活性，正確地把握事物的“度”。這種“權變”觀念大約源于孔子。孔子一生立身行事，處處講究“權變”。他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意思是說，可以同他一道學習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種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種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禮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禮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權達變。如同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所釋：“道是原則性；權是靈活性。靈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違反原則，但實質上正是與原則性相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點，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度”。
“權變”作為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和智慧，甚受古人的推崇，并被廣泛運用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例如：
1.在是否嚴格遵守規則方面，一方面說“小心駛得萬年船”，但另一方面又說“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一方面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另一方面又說“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一方面說“明人不做暗事”，但另一方面又說“兵不厭詐”；一方面說“兔子不吃窩邊草”，但另一方面又說“近水樓臺先得月”；一方面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另一方面又說“交淺勿言深，沉默是金”；一方面說“男子漢大丈夫，寧死不屈”，但另一方面又說“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一方面說“好馬不吃回頭草”，但另一方面又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一方面說“禮輕情意重”，但另一方面又說“禮多人不怪”；一方面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但另一方面又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一方面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另一方面又說“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方面說“百善孝為先”，但另一方面又說“忠孝不能兩全”；一方面說“人定勝天”，但另一方面又說“天意難違”。
2.在對人性的判斷方面，一方面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但另一方面又說“靠人不如靠己”；一方面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另一方面又說“人靠衣裝馬靠鞍”；一方面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但另一方面又說“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方面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但另一方面又說“姜還是老的辣”；一方面說“有緣千里來相會”，但另一方面又說“不是冤家不聚頭”；一方面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但另一方面又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方面說“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但另一方面又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一方面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另一方面又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3.在對人的寬容方面，一方面說“宰相肚里能撐船”，但另一方面又說“有仇不報非君子”；一方面說“退一步海闊天空”，但另一方面又說“狹路相逢勇者勝”；一方面說“后生可畏”，但另一方面又說“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一方面說“量小非君子”，但另一方面又說“無毒不丈夫”；一方面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另一方面又說“不蒸饅頭蒸（爭）口氣”；一方面說“得饒人處且饒人”，但另一方面又說“縱虎歸山，后患無窮”。
4.在個人精神修養方面，一方面說“人往高處走”，但另一方面又說“爬得高，摔得重”；一方面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另一方面又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一方面說“出淤泥而不染”，但另一方面又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方面說“車到山前必有路”，但另一方面又說“不撞南墻不回頭”；一方面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另一方面又說“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
5.在看待讀書做學問方面，一方面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另一方面又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方面說“書到用時方恨少”，但另一方面又說“百無一用是書生”。
法律也是一種文化積淀。以上內容廣泛的“權變”觀念，不可能不對古代的執法司法實踐產生一定影響。從積極方面來說，它主要有兩個表現：第一，“權變”觀念有利于執法者和司法者貫徹“德主刑輔”（即先教后刑、邊教邊刑）原則。筆者在《中國歷代著名法官評傳》中曾舉清朝陸稼書的審案例子，陸審盜竊案，第一次給盜竊犯一斤棉花，讓他在衙門里紡線，然后去集市賣錢，使其明白“勞動致富、何必去偷”的道理，從而不要再偷；第二次如果又抓住此人，則處以杖刑，再讓其在衙門里紡更多數量、更長時間的棉線，再讓其去集市賣錢，使其明白“多勞多得、何必去偷”的理念；如果第三次又發現此人犯盜竊罪，則斷定此人無可救藥，便讓兩個衙役挾著他急走千步，用熱醋一碗灌他喝下去，等他喝到一半的時候，讓人突然猛擊他的后背，他從此就會患上咳嗽的毛病，這種毛病終身不能治愈，使他因為咳嗽不止而不能進行盜竊。第二，“權變”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們跳出法條主義的窠臼。法條主義者總是以“有無條文作依據”來質問別人，法條主義者誤以為：立法者在寫法條時所用的語言文字，正如大眾所理解的那樣，白紙黑字不會有別的意思。但是法律并非法條主義者所稱的法律，法律的要素不僅是白紙黑字寫在條文中的“規則”，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法律的要素是“法律原則”。從根本上來說，法律必須符合普通人（社會左、中、右三類人里的中人）的良心。
但“權變”觀念使執法者在執法時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既是優點，但也可能帶來執法者的隨意性，即：不嚴格遵守法律規則，不把規則當回事，出現了“葫蘆僧錯斷葫蘆案”之類的情形。關于這一點，徐川先生早在1997年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古代“同罪異罰”述論》中著重從立法方面作了研究，筆者的《中國歷代著名法官評傳》一書著重從執法司法實踐角度作了探討。有必要指出的是，“權變”觀念迄今仍有影響，例如，中國許多地方存在一種為推動某項工作而“特事特辦”的非正式制度，雖然也曾取得良好效果，但是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超越正常規則的“特事特辦”習慣則需要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