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傳統的庭審有著獨特的儀式和程序，在施耐庵的《水滸傳》記述中，“李逵壽張喬坐衙”給了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庭審的一個藝術視角，在文學作品中對傳統庭審的還原，顯得更為鮮活和生動。通過“李逵喬坐衙”這一文學素材，找尋歷史在文學作品中留下的“影像”，對于了解更加生動全面的歷史具有積極意義。
文學與法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或可以為法律思考提供靈感，或是可以通過藝術加工的描述為法律的進程作出積極貢獻。中國古代傳統的庭審有著獨特的儀式和程序，在施耐庵的《水滸傳》記述中，“李逵壽張喬坐衙”給了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庭審一個藝術視角，可以從歷史典籍或文學作品中尋求其原貌，且在文學作品中對傳統庭審的還原，顯得更為鮮活和生動。
《水滸傳》第七十四回有表：梁山眾好漢鬧完東京后，李逵只身來到“貼著梁山泊最近”的壽張縣，仗著“黑旋風”的威名和水泊梁山的強大實力為后盾，在壽張縣縣衙里舉行了一場“庭審”。
這位“黑爺爺”先是以“端得醫得小兒夜啼驚哭”的“名聲”，唬走了縣令，又“扭開了”裝著“幞頭衣衫”的匣子，弄了一身被眾吏典稱為“十分相稱”的行頭，這一切安置妥當，他又召集了一批具有職業素養的“公吏”，“擎這牙杖骨朵，打了三通鼓，向前聲諾”，隨后安排兩個擁有“生活體驗”的牢子充當原告和被告作配角。一場煞有介事的宋代“庭審”就此開始：
原告稱：“相公可憐見，他打了小人�！�
被告說：“他罵了小人，我才打他�！�
李逵問道：“哪個吃打的？”
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
李逵又問道：“哪個是打了他的？”
被告道：“他先罵了，小人是打他來�！�
李逵道：“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個不長進的，怎地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眾�！�
這時，“李逵起身，把綠袍抓扎起，槐簡揣在腰間，掣出大斧，直看著枷了那個原告人，號令在縣門前，方才大踏步去了……”而在縣門前的百姓“哪里忍得住笑”。至此由李逵主審的這場宋代“庭審”方才結束。
《水滸傳》中記述的“李逵壽張喬坐衙”，以明初文學家施耐庵的筆，為我們留下了了解宋代司法制度一個很好的窗口，它將歷史“有聲有色”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但文學作品在準確記錄歷史方面有其天生的局限性，為了更為全面對這一“模擬庭審”有關情況進行挖掘，我們可以從歷史的典籍中尋找與之相印證的記載來對比研究，盡量去貼近歷史的真實，從而獲得一些啟發。比如李逵闖入縣衙的時間恰好是“午衙”剛結束，這個時候縣衙的官員們剛好要排隊面見縣令，所以一眾“公吏”都在衙門現場。從服制上來看，根據《宋史·輿服志》規定：“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襕，束以革帶，幞頭，烏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眽蹚埧h作為一個小縣，其縣令應著綠色公服，持槐木手板，與本回中描寫的細節高度一致，并且根據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記載，“朝幞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腳貴賤通服之�！币虼嗽诒净刂�，壽張縣令頭戴直角或者平角的幞頭。從庭審的形式上來看，在宋代官員審判案件，要身著官袍，頭戴幞頭，上插展角，并且要手持槐簡；在開審前，要講究排場，擎杖、打鼓、聲諾，營造出庭審的莊嚴氣氛；在審案的過程中，主審官員要先詢問原告，再訊問被告，聽雙方之言，并讓雙方對質，并且百姓還可以在衙門前旁聽。
西方學者馬克思·韋伯曾認為，家產制國家的中華帝國的官吏是非專業性的，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過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但是，就宋代而言，官員在審理案件時并不能完全忽視國家法律的規定，《宋刑統》規定：“諸斷罪需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并且如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徒一年�！�
《孔叢子·刑論》提出“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這是古代對于官員在庭審時的要求，要先聽其辭，體其情，如辭不可從，則應斷以情。李逵所“審理”的案件雖然在形式上基本符合了當時的庭審禮儀要求，但是相距宋代法律所要求的公平還是相去甚遠。
李逵在“審理”過程中雖兼聽兩造，他首先了解了原告的訴求：“相公可憐見，他打了小人�！辈⑦M而聽取了被告的辯解：“他罵了小人，我才打他。”并在之后給了雙方以對質機會，問過：“哪個吃打的？”在明明只有原告和被告兩個人的情況下，進而問：“哪個是打了他的？”從詢問的程序而言，倒顯得相當公正和中立，但李逵則僅依據口供，且基于個人的正義觀念對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了判斷。
在這場“庭審”的最后，李逵是“直看著枷了那個原告人，號令在縣門前，方才大踏步去了”，雖然李逵在審理案件時在程序上和實體上不太嚴肅，但是到了執行階段，卻嚴謹起來了。這一方面或許是施耐庵對李逵“執拗”性格描寫的需要，或許有可能是基于對宋代法律關于執行方面責任追究的了解。在宋代，對于執行問題在《宋刑統》中有了明確的規定：“諸緣作應沒官而不沒官，及非應沒官而沒之者，各以流罪故失論。諸徒、六應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兩年。”
《水滸傳》中所記載的“李逵壽張喬坐衙”這一章回已經到了該書的后半部分，前期聚義的蕩氣回腸和英雄氣概，很快要被兄弟生死分離和分道揚鑣所取代。在這一回之后，便到了第七十五回“活閻羅倒船偷御酒，黑旋風扯詔謗徽宗”，從形式上遵守庭審禮儀，到面對朝廷官員扯詔，口出不遜，這種鮮明的對比，也可以看出作者對情節的設計。
通過“李逵喬坐衙”這一文學素材，找尋歷史在文學作品中留下的“影像”，對于了解更加生動全面的歷史具有積極意義。從《水滸傳》一書中不難看出，違法而達義，義不可達；依法而尋義，義則可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對法治的尊崇，不僅要體現到形式上的威嚴，更要實現在程序的正當和實體的公正上。
（作者單位為濟南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