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將“天理、國法、人情”掛在嘴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第二條也強調：“要講明情理，體現法理情相協調。”但你有沒有認真想過：國法之外，理當何講？情為何物？
先來說說“天理”吧。孔子云：“唯天為大。”顧名思義，“天理”就是自然界最大的理，也就是人類無法抗拒、只能順應的自然規律。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天理”有時也稱作“天道”。“天垂象，圣人則之”，人們論證“天道”的目的，在于為“人事”提供效法的模式，所以就有了人間的“國法”。就像朱熹所說：“法者，天下之理。”世界的本原是“理”，法律也是“理”的體現。“國法”源于“天理”，自不能有悖于“天理”，其目標一脈相承。
但在古代中國，“天下之理”并非只是一個“法”，中國傳統法是“禮”與“法”的共同體。在儒家看來，“禮”就是廣義的法，“律”也是受其支配的。可以說，禮和法共同構成人間的“理”，就像《樂記》所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朱熹也把“禮”“法”與“理”相提并論，他說：“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至于禮和法的關系，自古便主張“禮主刑輔”“禮本刑用”，而這一觀念其實也是“則天象地”而來，一如《唐律疏議》所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雖說禮是中國傳統法的靈魂，但禮的含義卻包羅萬象。究竟什么是禮？法史學家指出：“簡單地說，禮所追求和提倡的是‘人倫道德’，也就是直到今天乃至將來，中國人也無法完全割舍的忠、孝、節、義。”在古代判詞中，人倫也的確常常和天理一道出現。例如南宋胡穎“子妄以奸妻事污父”判就稱黃十為“天理人倫，滅絕盡矣”，而這里所說的“天理人倫”，乃是“父慈子孝”，所謂“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胡穎在另一篇“叔父謀吞并幼姪財產”判中也提到了“天理”，判詞說：“李文孜蕞爾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憐憫。李細二十三為其叔父，非特略無矜恤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己之子為兄之子，據其田業，毀其室廬，服食器用之資，雞豚狗彘之畜，毫發絲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喪，暴露不得葬，孤遺之侄，逃遁而無所歸。其滅絕天理亦甚矣！”這里所說的“天理”，亦是人倫道德，“不孝不友”者也。對于此等“滅絕天理”之舉，“若不痛懲，何以詰暴！”但值得注意的是，判決的依據卻不是“天理”，而是“國法”：
準敕：諸身死有財產者，男女孤幼，廂耆、鄰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歸隱者，加二等。廂鄰不申，尚且如此，況叔侄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況吞并乎？又敕：諸路州縣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況奪囚乎？又律：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況拒州縣所使者乎？合是數罪，委難末減。
所以，即使在“滅絕天理”的情況下，只要有直接的法律依據，也是不須直接援據“天理”判案的。隨著以禮入律，禮刑合一，法的規則與禮的教條二者之間水乳交融，天衣無縫，通常情況下，依法裁判也就是依了禮和理。當然，也不排除在法無明文、且無習慣時，依據法理為斷。
復雜而不可捉摸的是“人情”。一方面，“人情”在不同語境下有著不同的含義；另一方面，“人情”也是變化不居的，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案而異。正像莊子所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如《關尹子》所云：“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所以我們有必要專門來說說“人情”，探討一下“人情”與“國法”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我所要用的樣本，仍是南宋判詞《名公書判清明集》。主要是考慮，有宋一代，法律明確要求“官司須具情與法”；司法實踐中，司法官亦對“情與法”有著非常精深的體悟。在《清明集》中，隨處可見“人情、法理兩得其平”的經典裁判。
在宋代司法官眼里，“天理、國法、人情”，“國法”是核心。既然“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那么也就可以理解為：“法意、人情，實同一體”。“人情”不是“國法”的對立面，“一準于法”，也就兼顧了“天理”與“人情”。在《清明集》中，隨處可見司法官對于“法令”的尊崇之詞。“人情”不是“私情”，不是“情面”，這也是宋代司法官的鮮明態度。例如真西山在“諭州縣官僚”中曾經這樣說：
公事在官，是非在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骩公法以狥人情……殊不思是非之不可移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逾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
既然“人情”不是“私情”，那么，宋代司法官員所要考慮的“人情”又是何物呢？又是如何將其與“國法”相互參酌呢？
很多情況下，“情”是一種客觀之情，亦即“情節”“情況”。例如在葉巖峰“妄稱遺腹以圖歸宗”判中，陳亞墨聲稱系孫華遺腹子，“辯說嘵嘵，非孫華可敵”，法官“切詳情節”，查明了真相——原來陳亞墨并非孫華遺腹子，乃系有意設謀，“特以孫華景迫桑榆，只俟瞑目之后，便可妄認歸宗，占據產業”。
“情”有時又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也就是行為人的內心“情狀”。在漢代，董仲舒提出的“原心定罪”“原情定過”，就是考察行為人的內在動機。他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原情”“原心”，并不是廢法，相反，卻是為了更準確地用法。正如王夫之所說：“原情定罪，而罪有差等；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胡穎“因爭財而悖其母與兄姑從恕如不悛即追斷”判，就運用了“原心”術：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于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無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則不孝，于兄弟則不友，是亦禽獸而已矣。李三為人之弟而悖其兄，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勝誅。但當職務以教化為先，刑罰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財利之末起紛爭之端。小人見利而不見義，此亦其常態耳。恕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他時心平氣定，則天理未必不還，母子兄弟，未必不復如初也。特免斷一次。本廂押李三歸家，拜謝外婆與母及李三十二夫婦，仍仰鄰里相與勸和。若將來仍舊不悛者，卻當照條施行。
不孝不友，違背人倫，禽獸不如，依法應當重懲，但胡穎通過“原心”，認為李三只是因貪圖財利而與其母其兄起了紛爭，所以決定免斷一次。他的容恕之舉，并非為了徇私廢法。相反，卻是為了實現法律所要追求的更高目的——使其教化之下而知禮義；倘能“開其自新之路”，母子兄弟和好如初，“則天理未必不還”。判詞極短，但在處理“天理、國法、人情”三者關系方面，卻有如教科書一般。
胡穎的另一篇“兵士差出因奔喪不告而歸其罪可恕”判，也是“原情”，原的是一個逃兵“不告而歸”的“背后原因”。判詞云：
吳保隨直上幕，不告而歸，其罪固不可容恕。原其逃避之故，卻系奔母之喪。古之孝子，行役則瞻望母，出使則思將母。今吳保因差出在外，母臥病則不得侍其醫藥，疾革則不得啟其手足，聞訃之日，方寸之亂，不言可知，見星而舍，猶以為緩，尚何暇于謁告哉？昔吳起仕于魏，母死不歸，而曾子絕之；孟宗為吳縣令，因奔母喪，自囚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乃得免死。然則吳保之罪，提干必能以情宥之矣。備申提舉司，乞免行追究，仍告示兵馬司，今后如差軍兵往二千里外，約往來該四月以上，而其人有父母年老衰病，別無以次可供侍者，并免指差。
軍人吳保“差出在外”“不告而歸”，論罪難恕，但胡穎不是一判了之，而是查明其之所以逃避，乃是奔其母喪，因此認定其系“行役則瞻望母，出使則思將母”的孝子，“以情宥之”“免行追究”。不僅在個案中融入核心價值觀，充盈著正能量，還進而確立了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家中若有父母年老衰弱抱病，沒有其他親人可以侍奉者，一律免除差遣”。值得玩味的還有講明情理的方法。先是設身處地，描摹情狀，繼而援引先例，以作比附，層次清晰，開合有致，簡練雋永，言近旨遠。
有時，“人情”代表的是“公眾情感”。例如，蔡久軒“假偽遺囑以伐喪”判就對一個招搖撞騙偽造遺囑的無賴使用了“人情所同惡”的說法：
范瑜放蕩無藉，乘范大佑神朝奉不祿，妄起覬覦，既教唆族人，使于范朝奉垂絕之際，登門伐喪，騙去錢會，今又敢恃其破落，自行詐賴。鞠之囚圄，理屈詞窮，即無所謂遺囑，特鑿空誣賴，為騙取錢物之地耳。國家大臣薨，肉未寒，而不肖之族已群起而吞并之，此風俗之大惡，人情所同惡，不行重懲，無以戒后。
有時，“人情”指代的是風俗習慣。在“典賣田業合照當來交易或見錢或錢會中半收贖”判中，爭議的核心主要在于贖回田產時是用官會還是現錢支付。胡穎在判詞中說：“州縣征納賦稅，商賈進行交易，官會與現錢一并流通使用，只有民戶典買田宅、當鋪收取物品，涉及訴訟時，則‘參酌人情’——假如當初交易時支付的是現錢，就以現錢贖回；交易時支付的是官會，就以官會贖回，交易時現錢與官會各半支付，則現錢與官會各半贖回。”為什么說這是“人情”？因為“從京畿之地到邊遠地區，無一不照此方法處理，以為‘成說’”。“成說”也就是“風俗習慣”。李邊不遵從這個“成說”，執意要以現錢五十貫、官會六十五貫贖回人家以現錢一百二十貫典到之業，就是“不近人情”。不僅如此，胡穎還“采之輿論”——“都認為他素來好打官司，惡行深重”“倘若此時又僥幸得逞，那么對于肆行違背天理傷害道義之事，官府對其也無可奈何了，這簡直是助長惡行之道，豈是為政治理之方呢”。此處的“采之輿論”，又是一種“參酌人情”，參酌的是“民意”和“輿情”，考慮的是社會效果。
還有時，“情”是一種矜恤之“情”。在“典主遷延入務”判中，胡石壁說：
當職觀所在豪民圖謀小民田業，設心措慮，皆是如此。當務開之時，則遷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謂尋擇契書未得，或謂家長出外未歸，及至民戶有詞，則又計囑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輾轉數月，已入務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終無贖回之日。且貧民下戶，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賣與人，其一家長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婦蠶，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飽，一縷之絲不敢以為衣，忍餓受寒，銖積寸累，以為取贖故業之計，其情亦可憐矣。而為富不仁者，乃略無矜恤之心，設為奸計，以坐困之，使彼贖田之錢，耗費于興訟之際，縱是得理，而亦無錢可以交業矣。是以富者勝亦勝，負亦勝，而貧者負亦負，勝亦負。此富者所以田連阡陌，而貧者所以無卓錐之地也。
“其情亦可憐矣”中的“情”，乃是對“貧民下戶”的矜恤之“情”。善待弱勢群體是中華司法文化的優良傳統，所以在涉及孤幼的案件中，用“情”最多。例如韓似齋“房長論側室父包并物業”判就說：“當職于孤幼之詞訟，尤不敢茍，務當人情，合法理，絕后患。”甚至把“當人情”放到了“合法理”的前面。但是，一味“憐貧扶弱”地“濫情”也是不可取的。人境在“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判中就認為：“及至興訟，一時官司又但知有憐貧扶弱之說，不復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奪不當，詞訴不絕，公私被擾，利害非輕。”反對的是：是非不分，一律“按貧弱分配”；倡導的是：“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
有人說，法外強調“情理”，通常容易息事寧人。但在《清明集》中，司法官卻認為，如果不依照法律裁定，反而得不到當事人認可。胡穎對此作過反復表達。“妄訴田業”判說：“戶婚之法，不斷則詞不絕。”“禁步內如非己業不得再安墳墓起造墾種聽從其便”判說：“詳閱案卷，知縣所斷，推官所斷，于法意皆似是而非……執法而不詳其意，宜乎黎友寧之不伏退業也。”“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判說：“今李四二所欠黃公才之錢，正系質庫利息，知縣乃以私債定奪，是又不依條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則何以息訟哉？”范西堂也說過：“戶絕之家，自有專條，官司處置，一從條令，非惟絕訟，死者可慰舐犢之念，生者可遠兼并之嫌，縱有健訟，奚所容喙。”擬筆“再判”則說：“再三綢繹，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以。”
如何做到“情法兩盡”？擬筆“命繼與立繼不同”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
命繼有正條，在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屬則參之以情，必情法兩盡，然后存亡各得其所。江齊戴無子，論來昭穆相當，則江淵之子名瑞者可繼之。而族黨之訴，則謂江淵嘗以子繼齊孟矣，不能盡為人后之責，故欲以江超之孫名禧者繼齊戴。今契勘禧乃超之子，非孫也，非孫則昭穆不順，有司雖欲從之，不可得也，無已，則別擇他派。按江氏宗圖，自仲任而下，分為三枝，其應億、周彥二派之下，各五傳而止，惟元偉一派至八傳，如此則惟有元偉派下第八傳諸孫，可以繼齊戴耳。八傳諸孫，不惟江瑞一人為可繼，但詞訟紛紛，既失族黨之意，官司若遽然令其繼之，恐無以得眾心，或生后詞，是繼之者乃所以累之也。當職再三審處，必欲使情法之兩盡，然猶慮族黨之論未能盡公，而枝派所畫或有所隱，不可遽憑以定斷者。竊見江淵、江齊戴二人者，皆集撰侍郎游公之婿，今爭立人江瑞，正侍郎之外孫，當立不當立，可立與不可立，只當取正于侍郎。蓋侍郎碩德雅望，必能為息族黨之紛訴，公心正理，必能照破族黨之私情，一語可決，庶幾情法兩盡，而可全其族黨之義，顧不美歟！帖本縣知縣，請親詣侍郎宅，稟白上項曲折，仍與其族長折衷，定為一說，回申，本府卻與從公照條施行。一行人并送縣，照已判。
這個案件是族黨內部因為立繼問題產生紛訴，上訴到了州府，司法官認為，對于此類案件，如果遽然照條下判，固然痛快，只是這樣做“恐無以得眾心，或生后詞，是繼之者乃所以累之也”。怎樣才好呢？“必情法兩盡，然后存亡各得其所”。但司法官又指出，雖然對于情法都要考慮周全，但又須各有分工：“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屬則參之以情。”司法官再三審處，發現兩位當事人都是“碩德雅望”的集撰侍郎游公之婿，于是“帖本縣知縣，請親詣侍郎宅，稟白上項曲折，仍與其族長折衷，定為一說”。他期待，一旦游公出面，“必能為息族黨之紛訴”。可惜調解未能達成。州府的法官“再三紬繹”，認為“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于是援引相關法律依據，依法作出裁斷。本案的處理過程反映出，司法官對于“和解”與依法作出裁斷有著明確的區分意識，對于親戚骨肉之訟，自以和解為優選，但在和解的嘗試失敗之后必須照條處斷。對此真西山亦曾有論：“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后當官監析。”蔡久軒的“一視同仁”判也曾強調，不能為了“人情”就要久調不決：
豈特姨妳墳不可動，雖古墓亦不可動也。國家法禁，一視同仁，豈有所輕重哉！若劉自誠已安葬在彼，只當照條監移，官司按法而行，若要如此委曲勸諭，幾時是了？
也不是說為了“人情”，就要模棱是非，各打五十大板。方秋崖在“契約不明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判中就對提刑司的裁判提出了批評：“郟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其一，于此而不兩然之，舉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于訟也。”他自己判案，考索的是“證據”，注重的是“法意”：“批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此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并二者以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久已死，則契之真偽，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抹契附案，給據送學管業。”
萬水千山總是情，從來只有情難盡。國法就在那兒，天理最恒久，唯有人情最難把握。怎么辦？許倬云曾講：“天理、人情、國法，要活一點看……不要在字眼里邊直打轉。”怎樣才能做到不“打轉”呢？除了應當具備足夠的法律素養，還要有一顆正直矜恤之心，另外，恐怕還要有那么一點點“情商”。就像胡穎所說的那樣：“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于二者之間，使上不違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