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水滸傳》繞不開宋江。宋江祖居濟州鄆城，為縣衙押司官。平心而論，若以大傳統觀之，宋江的出身、才學、膽識均難稱出眾。好在綠林重義氣而不重出身，宋江于家至順至孝，于人仗義疏財，扶危濟困，人稱及時雨，在江湖中“聲名不讓孟嘗君”。
話說宋江在鄆城吃了官司，遂行走江湖。后收到家書，稱太公病故，遂匆匆奔喪。不料，宋江回家走漏風聲，被縣衙擒得，審轉至府，遇赦刺配江州。且說行至滄州后的某日，宋江信步至潯陽酒樓，倚闌獨酌不禁酒醉感懷，作詩題于酒樓壁上，且落款為“鄆城宋江作”。該詩恰巧被無為寨通判黃文炳讀到，認為是“反詩”，抄后報滄州蔡知府，宋江因而再次獲罪，險被處斬——暫且稱為宋江“反詩”案。
謀反之罪與妖言之條
宋江在詩中寫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說的是我宋江人雖然在吳地（江州）,但心卻在山東（梁山）,飄零江湖真是蹉跎歲月,早知如此不如就在梁山落草了。要是我宋江上了梁山,哪天如果實現了我的凌云壯志,憑我宋江的駕馭能力,黃巢又算得了什么。黃巢是唐末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從正統的角度來看當然是特大號的反賊了。這句也是仿寫黃巢的詩句“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
黃文炳初讀此詩，即問：“這不是反詩？”蔡知府看后斷定：“這個是反詩。”說其為“反詩”，因詩中提到要效法黃巢，遂凌云之志，言下即有反抗朝廷之心。所以，蔡、黃二人覺察到這是件“國家大事”，非比尋常，擬上報朝廷邀功。宋江感到事態嚴重，便說：“我今番必是死也。”可見，此行為確實是重罪。
那么，依宋律，題寫此類“反詩”究竟犯何罪？第四十回，宋江的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名宋江，故吟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賊寇，通同造反，律斬。”
據此，就題“反詩”而言，宋江可能涉及“謀反”和“造妖書妖言”兩罪。
“謀反”即試圖顛覆政權或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的行為。據《宋刑統·賊盜律》“謀反逆叛”條：“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并沒官……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
可見，法律對謀反的處置很重。其一，正犯處以最重之斬刑。其二，親屬緣坐的范圍廣、刑罰重。其三，此罪區分為謀反及雖謀反但“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兩種行為，類似于現代刑法中的既遂與未遂情形。但與今有異的是，傳統立法者認為，即便謀反“未遂”，正犯仍應處斬，只是緣坐的范圍縮小、處罰減輕。若宋江題“反詩”事涉“謀反”罪名，當屬第二種情形。
就“造妖書妖言”言之，據《宋刑統·賊盜律》“造妖書妖言條”：“諸造妖書妖言者，絞。傳以惑眾者，亦如之。”所謂“造”，即自己編造、假托。編造的內容包括：自己的休咎、鬼神之言以及妄說吉兇等，最終都涉于不順者。“傳”即傳播。意思是說，通過各種內容形式，編造、傳播反逆言論。
如上所述，“謀反”的第二種情形與“造妖書妖言”具有共同點。例如，二者均有“反逆”之心，實施了一定行為，未達到實害結果。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宋江題詩行為屬于后者。《宋刑統》“謀反逆叛”條對于“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的注文中交代，此種情況為“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但是“自述休征，假托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
據此可知，“謀反”第二種情形與“造妖書妖言”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存在相與謀劃之行為，即“結謀真實”。如果只是編造反逆言論，不存在與人謀劃反逆行為，當屬“造妖書妖言”范疇。據此，單就題“反詩”而言，宋江只是醉酒題“反逆”之詩，并無謀劃反逆之行為，則應定“造妖書妖言”罪，宋江犯由牌所述罪狀應斷為兩層意思兩個罪名，第一層為“故吟反詩，妄遭妖言”，第二層為“結連梁山賊寇，通同造反”。
州府論死與盜賊重法
當戴宗送偽書事敗，蔡知府立了文案，擬將宋江、戴宗即日押赴市曹問斬，事后再寫表申朝，且表示“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可見，江州府對這一事涉絞斬的重罪，徑直做了判決并準備立即執行。
宋江、戴宗確屬“結連梁山賊寇，通同造反”，屬于“謀反”重罪，應處決不待時。但是，“決不待時”僅指不必待秋后決死，并不意味著州府一級可以擅斷死刑。趙宋懲五代擅殺之弊，尤其重視死刑復核。據《宋史·刑法志》：“（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復。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后復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椽參斷之。”意即，一般案件可由州府審結，死刑案件須經中央司法機關復核。
江州如此處置，若非蔡知府擅權，是否存在制度上的原因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宋江等人所犯的罪，并非一般的罪，而屬于“盜賊重罪”。在傳統社會，“盜賊”是兩種重要犯罪。“取非其物謂之盜”，即強盜、竊盜等財產犯罪。“殺人無忌”及“逆亂者”謂之賊，宋、戴二人所犯即此種。自李悝《法經》始，“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盜賊犯罪是統治者最為重視的犯罪之一。在宋代，農民起義多發，數百次的農民起義，成為統治者的心病。“盜賊”的含意也有所變化，逐漸成為農民起義的代名詞。
對此，宋廷采取高壓態勢，不惜別立“盜賊重法”嚴加處置，體現了統治者對“盜賊”除之而后快的立法意圖。據《文獻通考·刑法考》：“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竊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資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資之半為賞……。”可見，盜賊犯罪的量刑更重，此外，重懲盜賊在司法程序上常常特事特辦，例如，設置捕賊期限以強化官員捉賊職責，在鎮壓盜賊的過程中官員可以隨意賞罰。此類舉措已超出了定制。對與梁山賊寇“通同造反”的宋、戴二人的“判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常規司法范疇，成為了捕賊的“非常任務”。如此說來，州府決死便不足為奇了。
詐作瘋魔與寬宥篤疾
“反詩”事發之后，戴宗為給宋江脫罪，出了個主意，即讓宋江“披亂了頭發，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詐作瘋魔。”意思是讓宋江裝成失心瘋，宋江依計行之。戴宗為江州兩院押牢節級，自然對于刑獄關節頗有心得，要不是被精明的黃文炳識破，戴宗之計險些成功。
問題在于，戴宗之計僅為慣用耍賴伎倆，還是確有制度背景？后者存在一定的可能。在傳統社會，立法者會對部分違法者采用寬宥措施，以表達法天而治者的寬仁。此舉宋代亦然，例如，《宋刑統·名例律》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意即，依律，即便是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以及患篤疾之人，若犯謀反、謀大逆重罪，也不能寬宥，但是畢竟情況特殊，故須報皇帝圣裁，即所謂“上請”，而“上請”的結果十有八九是寬宥。
“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無疑顯示了矜老恤幼的法律原則。“篤疾”，又稱“廢疾”，《宋刑統·名例律》解釋稱，“篤疾，并依令合侍”，意思是病情較重，不能自理，需要有人扶養。這一法律原則體現了中華民族“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是傳統法制文明的精華之一。以此言之，如果查驗宋江確患“篤疾”，哪怕其犯“謀反”重罪，也存在通過“上請”的途徑獲得寬宥的可能。
（作者單位：湖南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