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之后，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英法美德等西方列強自海上而來，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門戶，中西貿易進入海絲貿易與殖民貿易并存階段，與航運有關的糾紛也不可避免地發生。在此情況下，在航海裝備、技術和規則，乃至海事糾紛解決機制與海事司法領域，都處于當時世界領先地位的西方近代海事文明和司法文明，作為殖民主義的“副產品”進入中國。作為一種外在驅動力，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促進了我國的海事文明和法律文明由古代向近代轉化，并在客觀上起到提升海絲貿易營商環境的積極作用，是海上絲綢之路由衰轉盛過程中不容忽視的法治驅動力，本文試以1874年6月24日《申報》上海版報道的美公司輪船撞沉衛船案為例析之。
案情：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天津玉成號所屬的“玉全順”衛船與美國萬昌公司商輪“戈得勒殊”在上海吳淞口外發生碰撞，造成衛船沉沒，船貨俱失。玉成號以自己無過錯，對方應賠償碰撞造成船貨損失銀13900兩為由，向負責處理司法及訴訟職責的關道臺稟由，關道臺查明照會美國總領事，并札飭陳司馬商辦酌償。萬昌公司答辯稱衛船不照行船規例，以致相觸，應賠償“戈得勒殊”輪撞壞修理費銀2500兩。此案非美國總領事所審斷，而照西國章程，由雙方公舉三人居中以聽，衛船請得奧國翻譯官夏士，輪船則請瑣耳瑪，而兩造公請總司者為新關河泊司威公基謁也，及陳司馬則會聽也，節經會訊，并由公證人邀同兩造前詣失事處所查勘，并傳聚衛船之舵工各駕舟人細鞫。
仲裁庭意見：公舉三人認為，衛船掌舵者見火輪前來，惶恐之間，將舵一轉向右，云其所以被碰者實職是之故，而質之該船被碰傷之處，亦知此事為然。蓋火船之頭正橫部衛船之邊，茍衛船非轉右橫過火船之行路，則何致于如是耶，總之，此事衛船固過不可辭，而火船究亦有所失慎。蓋是夜天方黑暗，船外只能見及一船之遠，碰船之處，兩岸相距不過百步之廣，為往來各船之要道，而火船尚敢疾駛，每點鐘可行十八之二十里，究非所宜，是故火船與衛船均不得辭其咎，因合算兩船所受損，照航海之常例，宜各居其失也。
裁決：以為衛船之行駛固不照章程，而輪船節次提訊所謂衛船行于深夜不點燈火者，則確有燈火。且是夜天霧行，亦太速，兩造實皆有不合之處，兩造俱受損，被失萬昌船在長崎補修機器費共洋蚨一千八百零八員，有單有據，又加以延留時日的水手工值，統共二千三百四十九員，衛船估值三千兩，扣下桅索等值銀九百十八兩，尚存二千零八十二兩，又扣船被拍賣得銀二百三十兩，存一千八百五十二兩，加上貨物受傷被失一千一百十七兩，船貨兩共二千九百六十九兩。火船以洋蚨易規銀得一千七百三十八兩，又加查案剖斷費五百五十五兩，則兩船共失五千二百六十三兩，每船一半計二千六百三十一兩，而火船已支一千七百三十八兩，尚存八百九十三兩全付衛船云。
分析：本案發生在鴉片戰爭后日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清末，由于明清兩朝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就內因而言，隨著貿易的限制，當時中國的航海技術失去了前進的驅動力；就外因而言，由于缺乏與世界的聯系，因而也失去了航海科技上的交流與借鑒；綜合作用下，中國從明初永樂年大航海時代的世界航海領先者的位置上，漸次落后。航運上的落后，也成為西方列強恃海東來，利用科技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重要原因。隨著擴張的深入，西方列強通過經濟掠奪，干預內政，乃至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等方式全方位侵犯我國主權，教訓不可謂不慘痛。然而，客觀地評價，列強堅船利炮環伺之下，被動地向西方學習，從而推動的海事糾紛解決機制近代化，卻不得不說是慘痛經歷之外的意外收獲。
（一）本案是我國近代通過仲裁程序解決海事糾紛的成功先例。仲裁由于具有高效、公正的優點，是今天世界范圍內商事活動中廣受歡迎的訴訟外糾紛解決程序。本案中，遠在近一個半世紀前的清末，仲裁即作為一種外來先進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適用，這種法律制度文化的橫向交流與移植，無疑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首先，各方均認可“照西方章程，由雙方公舉三人居中以聽”“此案非美國總領事所審斷”，在涉及中外當事人的海事案件中，為了防止非司法主權國的當事國的不當介入，排除領事裁判權的適用，采取由中外雙方當事人延請非利益關聯方居中仲裁的方式，體現了程序權利上對各方當事人的均等保障。其次，作出公斷的仲裁庭并不是由某一個仲裁機構作安排，而是采取當事人自由選定仲裁員組成臨時仲裁庭的臨時仲裁方式，相較于機構仲裁，當事人可選擇的公斷人員范圍更廣。一方面，通過選任具有專業技術背景，或者熟悉西方海事制度及海事法律文化的仲裁員（公證人）組成仲裁庭，將有助于提升裁決的水平，有利于實現實體的公正；另一方面，也更能保證當事人對糾紛解決程序的參與，體現了在上述第一點程序權利之保障外，對當事人程序權利的更深入保障。因此，其實體公正性得到了普遍肯定，時人評為“其所斷者似為公道矣，蓋西例讞案必得情節確有依據方能定，稍有參差，皆準受虧者辯駁，務須針孔相符始成信讞”。可見，除了被動學習與引入解決糾紛方式的之外，當時西方近代訴辯平等理念及重證據重事實的規則亦深刻影響著國人的糾紛解決觀念。第三，臨時仲裁可根據具體案情采取量體裁衣般的靈活程序，相較于訴訟，其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易為各方接受，其結果更容易得到接受及執行，即便在今天都有著先進的意義。2016年12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法發〔2016〕34號），其中第9條規定：“在自貿試驗區內注冊的企業相互之間約定在內地特定地點、按照特定仲裁規則、由特定人員對有關爭議進行仲裁的，可以認定該仲裁協議有效。人民法院認為該仲裁協議無效的,應報請上一級法院進行審查。上級法院同意下級法院意見的，應將其審查意見層報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復后作出裁定。”據此，目前，除港澳臺地區，我國試行臨時仲裁的有限度開放，即臨時仲裁僅適用于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注冊的企業間，且通過法院審級監督的形式予以規范。臨時仲裁在我國的實踐其實并不新鮮，其適用歷史至少可上溯至清末，其適用的先例，也足以成為今日探討擴大臨時仲裁適用范圍的歷史樣本材料。
（二）尊重海事糾紛的特殊之處，在化解海事糾紛中重視實地走訪，勘察，調查，實地詢問船工，最大限度還原海事糾紛現場。海上的事故不同于陸地上的事故，往往是風過無痕，事故現場難以還原。一者，事故后案件線索常沉諸水波，往往難現；二者，海上的情況與陸上不同，影響因素眾多且相互交織，不能簡單地按陸上通常規則加以理解。因此，有賴于實地調查走訪，本案中仲裁庭充分實踐了這一調查原則，如“然此案已經美總領事節次傳訊，并有兩造舉出公證人員陪同查斷，事極詳細，想不能再任其多瀆也。”“此案先后傳集訊斷不下十有余次，況原告興有陪審公正之夏公如有未實，豈肯隨同簽名定讞”，有利于查清事實。且鑒定人員、證人、狀師、公估人員齊備，當事人之間的訴訟能力相對較為平衡，并輔之專業規范的事故調查和財產損失認定，此外，有關糾紛處理的進程僅《申報》一刊即已報道了十一次，凡案件的重要情況事項均能及時見報公開，體現了程序上的公開透明。因此，本案亦可稱為生動的近代（訴訟或仲裁）糾紛解決程序的范例，有利于提升當時國人的法律程序意識與理念。
（三）注重發揮裁決的教育作用，在解決個案紛爭之外，延伸案件裁決的社會效果，達到向航運從業人員宣傳通行的國際公約及教育社會公眾遵守公約的作用。“定案之后，被訊人又陳中國官憲宜設法令中國各船戶明悉萬國所立航海置燈公例，茍能如是，則海面碰失之患，必從此而少見矣。”中國古代航海，自鄭和七下西洋盛極一時，后漸次落后于西方，及案件發生時，二者已非同時代，當時國人仍沿用人力或風力驅動的古代航運模式，而西方早已進入了蒸汽機驅動的汽電模式。顯然，近代的航行規則應以西方為范，當時也西方也已經制定了諸如萬國航海置燈公例等航運規則，故于當時的中國而言，應緊跟時代步伐，學習世界的航運規則，加強航運管理，融入世界航海的潮流。而本案以案說法，通過裁決結果的示范，及近代報刊的廣泛關注及報道，對于航運規則的普及與傳播，定然曾起到積極的作用。
西方近代海事及法治文明的引入，主觀上是西方列強為維持中國半殖民化，以及在殖民貿易中規范航運的需要，但隨著清政府和當時國人的被動學習、融入和提升，其在客觀上亦產生了提升對外貿易營商法治環境的效果，而就當時殖民貿易與海絲貿易并存的實際情況，其亦存有促進海絲貿易的效用，亦是保障中外貿易的重要司法驅動力，有利于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
（作者單位：廈門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