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法學會國際經濟法學研究會會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 沈四寶
我想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涉外法治？我只是提出問題。第二個問題，如何高效地運作研究院。
對于第一個問題，曾經請教過張文顯教授，我問他能否用最簡單的語言解釋一下什么是法律，他說：“所有法學理論研究最難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好”。今天當我們問什么叫涉外法治的時候，明顯的是有不同的看法：涉外法到底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還是它們中間的交叉學科？
我是1965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我畢業以后留校，就在北大國際法教研室當助教，當時我就沒有聽到過涉外法，只知道國際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學習的就是奧本海國際法，英文的、中文的。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之后才出現了涉外法的名字。因為時代發生變化了，我們原來是關門建設，人家封鎖我們，現在門打開了，改革開放了。改革開放就要解決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外國人要到中國來投資，外國人要到中國做生意，要定居在這，就涉及到怎么樣用中國的法律來調整我們和他們的關系。我當時在北大，后來又成為研究生，有很多機會參與涉外法立法。涉外法分三種不同的形態而存在：一個是獨立的法律法規形式，典型的代表就是涉外經濟合同法、三資企業法及其三個《實施條例》，完全是獨立的單行立法。第二，在國內法里面，專辟一章。如民事訴訟法中就有涉外民事訴訟一章，《公司法》也有外國公司一章。第三種形態就是只有幾個涉外條款，甚至只有一個條款，譬如我國的《反壟斷法》第二條就是關于我國域外管轄的問題。但是，這一條、兩條是關鍵性的。涉外法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的需要產生了新的法律部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就是國內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在向前發展，因為它們依附在國內法上，現在又進入了一個更新的時代，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法律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責就是保護我國的發展利益，什么叫發展利益？這個利益不一定在中國，這個利益可能在國外，我們也要保護，我們的法律也要為境外的核心利益服務。問題又發展了，是不是我們還要往前走一步？比如我國在“一帶一路”有那么多投資，在“一帶一路”的投資，我們的法律能不能管轄到？涉外經濟法的發展是根據利益的需要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國內法是不夠的，還要有國際法的內容，或者說在國內涉外立法當中要更多地體現國際慣例，國際公約當中大家都接受的那部分法律原則，甚至一些主要的發達國家的法律原則。
對外經貿大學是個小學校，法學院也不大，但是，它為什么能夠培養一大批優秀學生？我們不講官本位，部級以上的不說，就說專業機構里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20多年來連續四屆秘書長全部都是我們對外經貿大學畢業生，碩士或博士。深圳國際仲裁院現在叫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前后兩任理事長也多是對外經貿大學的師生。為什么呢？我們找到了國內國際法之間的一個接觸點，也就是涉外經貿法，如果國際法脫離中國法，很難為中國利益服務，而涉外經貿法把國際上有益的法律原則引入到國內來，如果只講國內法，就無法及時地調整國內與國際法之間的法律精神和原則。
因此，結合本人的研究和實踐，涉外經貿法就是架在國內法和國際法當中的一座橋梁，它是否屬于一個交叉的學科，我們小學校就抓交叉的東西，你說跨學科也好，你說復合型也好，你說國際法也好，國內法也好，都行，只要能與時俱進，解決實際問題就行。對外經貿大學之所以還能培養出很多優秀律師、仲裁員和法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住了學科的交叉性，我們駕起國內法與國際法這個橋梁有益于實踐，有益于培養學生。
第二，怎么做？我這么想，還是要以點帶面，涉外法治研究院是設在大學里面的，說到底我們這個研究院還是要為培養學生服務的，要通過研究院打造出一批涉外法治精品教材。我們已出版了《中國涉外經貿法》，至今出了第四版，從2001年開始，在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的，有十多萬冊，大家可能都不清楚，這在經貿類學校都得到大家的承認。中國涉外經貿法之外，還可編寫涉外民商法，涉外刑法，涉外行政法等等，這個要抓，體現了我們這個研究院是設在大學里的，它的研究成果首先要為培養學生、培養人才服務。
最后一點，這個研究院包括我們的老師、研究員最好做到科研、實踐和教學三者緊密相連，形成良性循環，形成良性循環以后這個研究院就會被社會承認、就會被社會需要、就有發展空間，個人如果能做到這點，我想，起碼在業界是能夠成功的。
事實上，境外法律界更重視的是中國涉外經貿法而不是中國的國際商法，在境外的不少法學院圖書館，有我編寫的中國涉外經貿法，而沒有“國際商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成立這個涉外法治研究院是非常有建設意義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