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浙江省法官懲戒暫行辦法》，引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其實，早在4000年前，中國古代法律便有了對“法官”的懲戒制度。
肇始于夏周
一般認為，古代對“法官”的懲戒制度首創于夏朝，如《尚書·舜典》記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此處“官刑”就包括懲治枉法裁判的“法官”之刑。夏朝《政典》也規定：“先時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即要求官吏執行公務時必須嚴格遵守法令或制度。此外，夏朝還制定“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的刑事審判原則來提醒“法官”切勿錯殺無辜之人。
商朝為防止官吏腐化墮落，督促官吏遵守法紀，特此制定相關法律，以打擊當時官吏中存在的“三風十愆”的歪風邪氣，即三種惡劣風氣所滋生的十種罪愆，這三種惡劣風氣是，巫風：舞、歌；淫風：貨、色、游、畋；亂風：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合為十愆（《尚書·伊訓》）。
及至西周、春秋時代，隨著司法經驗的積累，對“法官”的懲戒制度較前更為明確和具體。如《尚書·呂刑》中規定，凡是“法官”犯“惟官（倚仗權勢），惟反（涉嫌報復），惟內（疪護親屬），惟貨（索取賄賂），惟來（受人請托）”的“五過之疵”，用“其罪惟均”（“法官”受到與被告相同的處罰）來懲罰。再如春秋時期的晉國制定了“法官”判案時，實行“失刑則刑，失死則死”的規定，據《史記·循吏列傳》記載，晉文公時期，晉國首席“大法官”李離因斷獄錯誤，將不該判處死刑之人判處死刑，最后根據上述規定，“伏劍而死”。
發展于秦漢
秦朝的“法官”懲戒制度既繼承了前人“其罪惟均”和“失刑則刑，失死則死”的立法精神，又開創性地以“法官”的主觀態度來區分司法責任。
秦律規定，對于已交付審判的案件，“法官”必須依法判處，不得輕罪重判、重罪輕判或放縱罪犯，否則根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不同的懲罰。秦簡《法律答問》記載有以故意為構成要件的“不直”罪（罪重而故意輕判，罪輕而故意重判）、“縱囚”罪（應當論罪而故意不論罪，或故意隱匿案情，使犯人夠不上犯罪標準而判無罪），以過失為構成要件的“失刑”罪（“法官”因過失而定罪量刑不當）。
漢朝基本沿襲了秦朝的懲戒制度，只是概念上有所不同，如“不直”罪改為“故不直”，“縱囚”罪更改為“故縱”。
此外，漢朝對貪贓枉法者予以嚴懲，規定了“恐猲受賕”（武力威脅索取錢財）和“受賕枉法”（收受他人財物枉法）兩種貪贓枉法罪，對所犯兩種罪的“法官”均處以死刑，如《漢書·王子侯表》記載：“嗣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
成熟于隋唐
隋、唐時期，我國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時期，各類法律制度也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法官”懲戒制度也日趨成熟定型，直至明清，相關制度也未有明顯變化。這項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司法管轄責任。唐律對級別管轄、地區管轄有詳細的規定，《獄官令》記載：“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送州，覆審訖。”“諸鞫獄官，囚徒伴在他所者，聽移送先系處并論之。”即先后向兩個縣的審判機關告發的牽連案件，由先受理的縣管轄，對于違反上述管轄原則的“法官”，《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
第二，違法受理責任。唐律的違法受理責任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應當受理而推諉不受理的責任，如《唐律·斗訟》記載：“若應合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條加一等，十條杖九十。”二是不應受理而受理的責任，如“法官”對投匿名文書告人、訴狀不合法律要求、越級而告、所告為赦免之前的事等情形，不應受理而受理，則會受到“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官司受而為理者，減所告罪一等”“諸越訴及受者，各笞四十”“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等懲罰，即“法官”因不同事由對不應受理的案件而予以受理，受到的懲罰各不相同，如受理超越級別的案件，“法官”與上訴者各笞四十。
第三，違反回避責任。《唐六典》首次以法典的形式，規定了“法官”審判回避制度，即換推制，“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此外，《唐律·職制》還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于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
第四，違法刑訊責任。唐律規定的“法官”違法拷訊責任，主要包括刑訊不符合法定條件、違反法定程序刑訊、不用法定“訊囚”杖拷訊、不在法定部位拷訊、刑訊超過法定限度、拷囚限滿而不及時予以處理、拷訊囚犯中途換人、對不得拷訊之人施行拷打等八種責任。
第五，出入人罪責任。所謂出入人罪，是指“法官”將有罪者判為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和無罪者判為有罪，以及輕罪判為重罪的違法行為。出入人罪的“法官”，根據其主觀故意和過失，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故意者罪重，適用“反坐”原則；過失者，減故意者三至五等處罰。
第六，據證定罪責任。“法官”必須依證據定罪，反之，以犯罪論處。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眾證定罪必須“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合定罪”，“違者以故失論”；二是“其于律得相容忍，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不得為作證之人。違者，減罪人罪三等（即按照犯罪之人罪行減三等懲罰）。
第七，適用法律錯誤責任。唐朝統治者要求“法官”斷罪時必須認真援引有關法律條文，不得隨意裁判，違者要被處以刑罰。例如，《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
第八，違法宣判責任。“法官”必須依法向囚犯及其家人公開宣讀判決內容，并認真聽取囚犯的申辯，違者論罪。其規定是，“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審詳。違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
第九，同職連坐責任。參與辦案的“法官”及官吏都必須在判決文書上簽署姓名和意見，案件如有錯誤，則官吏要負連帶責任。例如，《唐律·名例》規定：“諸同職犯公坐者，長官為一等，通判官為一等，判官為一等，主典為一等，各以所由為首。”
以史為鑒
古代“法官”懲戒制度沿革清晰，內容豐富，它的確立和發展，體現了古代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其特定的文化內涵、所包含的歷史價值及所蘊含的司法精神，都為當前構建法官懲戒制度提供了有益經驗。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古代“法官”懲戒制度的發展是在極其封閉的環境中產生的，未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其自身帶有孤立性、排他性特點，而且隨著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的長期延續，又不可避免地帶有保守性和專斷性，因此，在借鑒該制度的同時，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作者單位：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