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蠱毒是否存在乃現今學界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其乃食物中毒或者感染病毒瘟疫，而鑒于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民眾皆誤以為中蠱；有學者認為其有真實發生的基礎，為以神秘方式配制的毒物毒害他人的方法；也有學者認為蠱毒純粹是無根據的傳說，體現的是當時主流文化對非主流文化的地域歧視。無論現今看來其存在與否，我們從史料中看到，宋代民間造畜蠱毒常現，蠱毒害人的事件事端也頻頻發生，由于蠱毒犯罪危害嚴重，故上至皇帝詔令頻發，下至官員盡心盡責，這些都對鏟除蠱毒之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宋代官員不斷加緊對于蠱毒的治理與懲禁，這也成為了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表現。這其中涌現了一大批治蠱有方、名留后世的好官員。治平年間李寬“饒大劇，州將不能治，乃換其知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李寬這灼灼功績使安撫使言其治行皆贊，獲“于江南第一”之盛譽。又如包恢每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
然而談到治蠱，還不得不提一位治蠱要員蔡襄。仁宗時期，其在福建治蠱有法，造福一方而為民稱道。蔡襄世閩人，“巫現主病,蠱毒殺人”是當時福建很大的社會問題，襄知其風俗,深惡痛絕。唐代陸贄嘗有言道：“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故想要徹底清除蠱毒的荼毒，還要從源頭即造畜蠱毒的主體進行控制，治理的關鍵在于禁其家。因而蔡襄對畜蠱之家、巫家進行了有力的打擊。故“襄為閩漕日，禁絕畜蠱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后稍息。”并“遂斂惠福州,興經術,禁浮屠,巫妖蠱毒之惡為絕。”閩俗得以變。
除卻嚴厲打擊，蔡襄也非常注重申教化、勸用醫的作用。蔡襄為政精明，嘗撰戒文以教民戒除陋俗，禁一切若浮屠、巫蠱之害。其“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敕之。”此類戒諭對移風變俗有著重要作用，《淳熙三山志》也載相關治蠱戒諭：“州自圣朝風化之厚，人知敦尚本業，上下相守，氣習樸鈍，蓋渾然易治也。有如疾溺于巫，喪溺于佛，婚溺于財，與夫僧胥之情偽，獄市之煩擾，下至遐鄉僻邑，牙儈、船戶及畜蠱之家，所以傷害人者。自慶歷、嘉祐、元符以來，積觀長吏，誨敕裁革，其見于碑刻、榜諭者，今并存之。庶觀風宣化，倘猶有遺習可舉而行也。”這就將親族鄰里與教化相結合，使得宗族和睦,間里康寧,風俗美厚,令一地之風俗得以大同，并且可以讓宣講勸諭得到廣泛的散布，對社會風氣實有大裨。
福州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問巫，導致將許多疾病誤以為蠱狀而影響醫治，蔡襄便承擔起普及用醫的職責。《淳熙三山志》言“閩俗左醫右巫，疾家聽憑巫者索祟穢，而過醫門十才二三，故醫之傳益少。”如此聽巫厭醫之俗不可助長，蔡襄便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并且在慶歷六年十二月，知州蔡襄親作《太平圣惠方后序》，親書于碑，以倡鄉閭能夠盡醫書之用。
絕蠱毒，重教化，破陋習，倡醫學。蔡襄的這一系列舉措使得福州蠱毒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后人云閩地之民好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而泉州的惠安有不能殺者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緣何南北不能過、不敢度，原是蔡襄知泉州時，治蠱有方。為蠱者捕殺殆盡，妖至今畏其威而不敢至。“橋上有端明祠，而楓亭為仙游之屬，端明恰為仙游人也。土人之莊事端明如此。”足見其治蠱之效,余威深遠。
后人感念其累累政績，贊譽之：“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干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凡閩之人，過者必肅。”蔡襄乃宋代整治蠱毒官員的一個典型代表，其查禁之嚴、教化之深乃宋代官方禁蠱毒態度的一個縮影。
當今，公共衛生安全成為全民關注的重點，日常防查以及宣傳引導工作不可忽視，我們的官員亦可借鑒蔡襄的成功經驗。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