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對國家制定法和家族習慣法均采取認可態度，《漢書·刑法志》載：“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于家，刑罰不可廢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漢興之初，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雖然起到了與民休息的功效，但也引發了豪強割據、群盜四起、教化落后、貧富差距拉大等關乎統治根基的問題。統治者為改善民生凋敝的現狀，將儒學與實踐相結合，用家族習慣法輔之以國家制定法，逐漸形成了“國家法——習慣法”雙向推進的模式，采取了濟貧救災、以政富民等有效措施，為兩漢政治繁榮打下了堅實的根基。
國家濟貧法律制度
（一）管控物價，關注民生
始元六年，“漢昭帝詔有司問郡國民所舉賢良文學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鹽鐵會議”，經過激烈的辯論，取消酒的專賣權，允許民間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售酒。鹽鐵會議除討論鹽鐵酒的國家專賣問題，還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表彰行義、嘉獎有德行的人、以孝悌教化鄉黨等。又漢宣帝時調整鹽價以賑災，“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即以皇帝下詔的方式，在災害發生時主動降低鹽價以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關注百姓的生活必需。由此也可以看出，濟貧政策是中央在儒學熏陶下充分踐行“民本”思想的體現。
（二）頒布詔令，賑糧免租
當國家或某個地區處于災害時期，皇帝會直接通過頒布詔令的形式對災區災情進行賑濟，這樣既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又能讓百姓感受到皇帝的恩澤，從而使皇權的根基更加穩固。皇帝詔令賑濟的方式有很多，除我們熟知的直接開倉賑糧外，還有在荒災、蝗災、水災時免除田租徭役，賞賜貧困百姓生活用品等，例如，元平元年（昭帝）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及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三月，（宣帝）詔曰：“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和帝）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
（三）抑制豪強，穩定統治
漢室著力于打擊豪強盜賊。漢初休養生息的政策，使豪強積累了大量財富，又借力于宗族社會的影響，形成了足以對抗地方官府的系統。他們在鄉里為所欲為，地方官甚至淪為傀儡毫無作為。雖然部分地方大姓在其勢力范圍內出于宗族關系對同鄉進行庇護，但大多數是“賓客放為盜賊”“為奸猾，亂禮治”等殺人越貨的行為。在這種環境下，國家抵抗動蕩和災害的能力被嚴重削弱，官亂民貧則必然滋生無窮禍害。漢武帝時期重點打擊地方豪強勢力，甚至不惜任用酷吏張湯等人以毒攻毒，制定“沉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沸滿品者，兩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對豪強盜賊進行嚴厲打擊，以此來平衡百姓與地方勢力的資源分配，以此來控制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
民間濟貧法律制度
（一）宗族救濟
兩漢時期社會宗族觀念濃厚，所謂宗族即“父之黨為宗族”，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群體，以九族為限。《四民月令》中提到，每年固定的時候宗族都要進行“振贍匱乏”之舉：“九月，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十月，乃順時令，敕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興舉之，以親疏貧富為差，正心平斂，無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隨。”宗族內部的濟貧的形式除這種定期大規模集中慰問外，平時還有針對族內個別族人及貧宗，以“推產讓才”“收養遺孤”“扶危濟困”等形式進行。這樣既能保證常年貧困戶在固定時間得到活計，又能更加靈活地應對突發狀況引發的突然貧困，不至于一般家庭在意外面前孤立無援。民間宗族是在政府干預之外的體系，它獨有一套完善的救濟機制，以保障本宗本族的興盛，起到傳宗接代的作用，也不至于使族人食不果腹流落街頭。
（二）宗教救濟
東漢末年，本土道教和外傳佛教興起，全國各地建立大規模的寺院，這些宗教人員在勸人向善的教義指導下，在發生災難時對教內人員及附近百姓也會進行救助，如著名的道教組織“五斗米道”。民間濟貧組織雖然不如政府濟貧機構具有系統性和完備性，但它的機動性和及時性能為官方濟貧提供必要的補充。因此，濟貧不只是統治者的事，也是每一個百姓能身體力行的事，充分發揮民間濟貧組織的作用，也能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從而為維護社會穩定、政權穩固提供民心基礎。
有漢一代，跌宕起伏。由漢初的“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狀況發展成“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后世鮮能及之”的盛世，得益于執政者轉變治國思維，形成以寬猛相濟、重農勸農、百姓向化為特點的濟貧法律制度，使得漢代濟貧法制趨于完善。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學生科研創新項目《漢代濟貧制度及其當代價值》〈項目編號：XZ2019023〉之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法文化研究傳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