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將“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一。當前，如何在審判工作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人民法院面臨的重要課題。核心價值觀乃抽象的價值觀念，司法裁判作為規范化、程序化的活動，應訴諸何種路徑和機制，以實現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的可操作性，事關核心價值觀的落地生根。
對司法裁判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機制的思考
通觀“鄭州電梯勸煙案”“無錫胚胎繼承案”等較大影響力案件的一審裁判到二審裁判，其差別不僅在于一審引發社會質疑，二審卻獲得社會贊譽。更為根本的是，一審中，法官僅僅聚焦于法律規則的適用和解釋；二審中，法官的重心已不僅僅在于規則的適用和解釋，而是規則適用與價值衡量的并重。以“鄭州電梯勸煙案”為例，二審法官考量裁判引發的社會后果，將考量重心由一審中對公平責任條款的適用轉向對維護公共利益的價值判斷以及對符合核心價值觀的保護公共環境的肯定，使二審裁判結論的價值衡量更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從而得以平息輿論爭議。
縱觀近年來公眾普遍關注的有較大影響力的案件，裁判者往往缺乏對裁判結論可能引發不良社會后果的提前預防和判斷衡量意識，未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前介入裁判結論的利益權衡和推理論證，導致裁判結論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共識而引發廣泛質疑。筆者認為，應建立一種提前介入裁判后果考量及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利益衡量機制，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裁判的規范化、程序化及現實的可操作性，在依法治國的保駕護航中實現核心價值觀的落地生根。
后果導向裁判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提供路徑
“后果導向裁判”即在裁判案件時，權衡裁判結論對社會行為模式、公共利益、社會秩序等所可能引發的后果以及可能產生的潛在社會影響,從而根據不同的選擇所引發的不同結果進行價值判斷，以獲得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得到公眾認可的、較為可行的裁判結論的法律方法。“后果導向”裁判以實質公平、后果衡量、價值判斷為核心內容，為司法裁判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路徑。
（一）后果導向裁判與弘揚核心價值觀的目的契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集中體現了全社會的價值共識，符合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和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和目標追求。后果導向裁判，需要通過識別并辯明在復雜的法律判斷中交織在一起的不同裁判路徑，以謀求某種裁判結果在經過后果考量后，總體上比其他可能的裁判結論能更好地體現對社會共同愿景和目標的追求。核心價值觀從源頭上賦予我國法治鮮明的價值導向，可作為后果導向裁判方法的檢驗標準和思想源泉，引導裁判者發現現有法律規范的瑕疵，促進裁判者選擇更具優越性和促進社會公共福祉的裁判路徑，實現對全體社會的精神指引以及價值目標的追求。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后果導向裁判提供價值基礎
后果導向裁判的推理中，某種可值得追求的裁判后果為最終裁判規范的選擇和結論的作出提供了指引與證成。而評價某種裁判后果可否值得追求的具體操作正是利益衡量方法的運用，對裁判后果的實質評判本質體現為對具體利益和價值的衡量，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恰當地為后果導向的裁判提供了價值判斷的來源。裁判者通過后果導向裁判將核心價值觀作為評價后果可否值得追求的指引與證成，通過執行符合核心價值觀的公共政策，直接參與核心價值觀的培育。
（三）核心價值觀的弘揚實現后果導向裁判結論的可接受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社會共同尊崇的基本價值訴求，其國家層面強調為個人價值的實現提供物質和制度保障；社會層面強調國家通過法治等路徑實現公平、平等、正義；個人層面強調在處理與他人利益或者國家利益時應遵循的道德底線。這與現代法治場域下重視權利保護、實現個人價值、保障實質公平的主流思想相契合，可保障基于后果導向的裁判結論與全體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具有相容性，實現裁判結論的普遍可接受性，促進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司法裁判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機制構建
后果導向裁判為裁判結論是否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權衡和論證提供了介入路徑，但其最大困境在于這種“結果導向或實體正義的司法實踐”更多訴諸法官個人的道德直覺和價值判斷。由此，應將這種價值判斷和衡量置于嚴密的程序框架中，使其在法定的制度、組織、機制中進行，以消解價值判斷和衡量主觀性帶來的恣意甚至錯誤。
（一）建立價值判斷的辯論程序機制
建立當事人對案件所涉價值分歧行使辯論權的程序，以形成能夠壓倒或者優于其他裁判結論的價值判斷理由。這一程序機制的建立，要求法官充分釋明，將對案件所涉爭議問題的價值判斷信息傳達給當事人，引導當事人就案件爭議問題價值判斷的適用條件、應考慮的利益范圍、衡量標準、結論的可行性與不可行性等內容進行充分辯論。
（二）建立價值判斷嵌入定案程序機制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審判流程的規定，定案可能經過的流程為合議庭評議、提交專業法官會議討論和報請審委會討論。可將對價值判斷嵌入前述定案程序，要求前述程序均對案件價值判斷問題進行討論研究，則可使裁判者擺脫個人價值認知和價值選擇的局限，從更加宏觀的角度把握案件的本質矛盾，獲得對案件更優的價值判斷，實現裁判結論可接受性的最大化。
（三）建立價值判斷心證公開機制
我國法官習慣于采取演繹推理的裁判文書說理方式，不習慣將價值判斷的自由心證過程展現在論證說理中。但適用價值判斷方法作出的裁判結果，如果僅以演繹推理的方式展現法律構成，而不解釋關于價值評判的辯證推理，往往難以透徹地闡明裁判結論的妥當性，進而可能引起當事人以及社會公眾對裁判結論的不理解。因此，進一步推進裁判文書說理的改革，探索適合價值判斷心證公開的說理方式，使司法裁判的價值判斷最終得到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溝通。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