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遇有重大案件，為防止法官濫權或者裁判錯誤，往往寄希望于集眾議而得正義，這種思想源于我國上古時期的樸素民主觀。傳說在西周時，即有“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這一集眾議而裁判的程序，其目的是通過“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進而保障刑罰的正當性。雖然，此時的集眾議程序，尚屬粗陋且可操作性不強，但這種思想一直是傳統司法的主軸。此后，經由雜治、集議、會審等制度化構造，使集眾審判更加正當化，并成為保障司法正義的終局性防線。乾隆三十五年一件秋審案的爭議，即是這種集眾議制度和思想的反映。
荒唐的命案
本案約發生于乾隆三十三年，釁起于荒唐的通奸丑劇：案中死者湯乃明與宋氏是夫妻，也許是生活不諧，宋氏紅杏出墻，與鄉民陳招弟暗通款曲。俗話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事很快就被湯乃明知道了。在夫權社會，男人被戴了“綠帽子”，千錯萬錯，板子都會打在婦人身上，不但有社會輿論的支持，法律也偏向于保障夫權。因此，如果湯乃明要主張權利，具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這種情感傷害并未給他帶來人格上的恥辱感，他看到的是“商機”。因此，在得到相應的財貨補償后，他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縱容其妻通奸以攬財。
在傳統中國的宗法時代，個人尊嚴與家族是一體的。對于家丑外揚，湯乃明可以滿不在乎，但他家族可扛不住。于是，湯乃明的兄長湯之祥就出來干預，在兄長的嗔責之下，湯乃明不得不禁止其妻與陳氏進一步往來。如果兩人就此懸崖勒馬，也許一切都會風平浪靜。遺憾的是，因為情熱難舍，宋氏不但不肯拒絕陳氏的糾纏，反而將湯乃明不可外宣之言告知與他。這也容易理解：就夫妻情感而言，湯氏貪財縱奸，即已表明將妻子當作斂財工具的不尊重態度，也意味著兩人情感的涼薄。兩相比較，在妾情郎意中，要宋氏與情夫一刀兩斷談何容易？
剪不斷，理還亂，不能明修棧道，就暗渡陳倉。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風的墻？在一次卿卿我我時，兩人被湯乃明撞個正著。在湯氏的激烈斥責之下，事情沒有了退路，宋氏與陳招弟再做露水夫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于是，矛盾開始激化。這直接觸動了陳招弟的“奶酪”，因為他為此事已經花費不菲，一朝絕望，殺機遂起。此事的結局不難預測，但過程卻出乎意料：湯乃明竟在陳招弟家中被其連毆立斃，并在宋氏目睹之下，慘遭分尸之辱。
眾議難調的命案裁判：會審與奏請
在傳統中國命案向來都是重案，對于此案，各衙門不敢怠慢。奸夫陳招弟因奸殺人，罪刑明確，各級衙門皆無異議，有爭議的是死者的妻子宋氏。在本案第一個序列的審理階段，對于宋氏，各級衙門也沒有多少爭議。清代地方最高審級是省級，福建省署理巡撫崔應階在審理后，依據“若奸夫自殺其夫者、奸婦雖不知情”律，判其絞監侯。依照裁判權限，福建省隨之將本案上報中央復核，作為中央最高專職司法機關的刑部對此也無異議。如果不出意外，在通常情況下，刑部復核確定的案件，也就基本定案了。
但是，本案是監候案件，還需要經歷來年秋審程序的再檢驗。秋審是對地方的監候死刑犯的復核程序，分為地方和中央兩個連續的流程，地方復核完畢后，再上報中央。在中央，由刑部主導，并會同中央六部等多個衙門共同辦理。本案第一次秋審也順風順水，仍以“緩決”定案，相當于再次判擬監候，可見，刑部的權威還是值得信賴的。依照清代秋審程序，此次秋審以緩決定案，就意味著要接受下一次秋審的再評價，如此反復，直至判處死刑或減等處罰。
乾隆三十五年，本案經歷第二次秋審，在此過程中，對于宋氏之罪，引起了多方激烈的爭議，直至最后由皇帝獨斷乾綱，定下基調，方才平息。此次秋審，在地方復核時，福建省巡撫已改換為溫福，他沒有認同原判，在他看來，宋氏目擊其夫被害和被肢解，既不喊救又不如實告知夫兄湯之祥、令其控告，顯有別情，因此將宋氏改為“情實”，也就是死刑立即執行。當然，省級裁判并不是終局程序，依照規定，本案順次進入中央秋審程序，進行再次復核。不出意料，刑部并未肯定溫巡撫的意見，而是按照上一年秋審的裁定，仍將宋氏擬為緩決。雖然在儀式上，秋審案還須皇帝作最后定奪，但此程序更多的只是形式意義，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特殊案件或者沒有特殊力量介入，刑部對秋審的定調，基本上也意味著終局了。由此，宋氏就須再等下一年的秋審。也許是冤家路窄，此時溫福恰好上調中央任工部尚書，作為九卿之一，他得以參與本案的中央秋審程序，刑部否決了他在省里的秋審意見，他當然要堅持己見，表達異議。
溫福認為：陳招弟毆死湯乃明當天，宋氏之兄宋長保卻先借宿于陳氏之家，且聞呼即至，并幫同毀棄尸骸；在陳氏囑其捏稱落水淹死時，宋氏依允，并且不告之夫兄。綜此推斷，宋氏并非不知情，故不應擬以緩決。在會審時，溫福依據此見，與刑部再三論辯，但刑部認為，此案究系丈夫賣奸，非尋常通奸，且上次秋審已經緩決，本次難入情實。對于刑部的第一個理由，溫福辯稱：此案雖系賣奸，但其后湯氏已令其妻拒絕，實際上仍屬通奸故殺；對于第二個理由，溫福認為更不具正當性：如果說上次秋審為緩決即不宜更改，那現有秋審案內為何又有緩決改為情實者？朝廷設置多次秋審的意義又何在？
由于秋審案件的審理，刑部在事實上居于一家獨大的地位，因此，溫福在此過程中的爭辯并沒有實際意義，要想改變結果，只能上奏于皇帝。實際上，本次秋審時，皇帝對于本案，已經遵照秋審制度，交令刑部會同九卿集議，并委婉地要求其慎重對待，但在會審后，刑部仍以緩決定擬，表明其初的裁判很難撼動。因為本案是自己在地方秋審程序中改判的，溫福需要表明自己的正確，在此情況下，上奏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也許是惺惺相惜，大學士劉統勛、吏部尚書託庸、戶部尚書素爾訥也會同上奏。中央六部之中，有三部尚書為此案上奏，這不由得乾隆不去關注。
集議與獨斷：重案終裁與傳統中國的司法權邏輯
如果溫福等三位尚書所言應判情實的理由皆為事實的話，宋氏對陳招弟毆殺其夫不可謂事先不知情，按清律規定，據此判為死刑立決并不過當。在夫權時代，婦女的地位本身就低夫一等，本案中宋氏如果真的知情合謀，依法應予凌遲。而知情謀殺在有罪推定的清代，并不難得到證明。不過，此前的歷次判決皆擬為絞監候，可能是考慮到其夫縱奸貪財，本身也存在過錯，這也符合古代情法兩便的傳統。因此，刑部的堅持，也不無道理。
本來此案皇帝已經下令刑部會同九卿、科道會審和再議，從程序上看，既符合重案集議的傳統，又窮盡了制度化的秋審救濟措施，因此不應該再啟爭議。
但問題是，三尚書上奏造成的聲勢，使皇帝不得不程序再啟。
不過，乾隆的考量并不是對宋氏裁判合法與否的問題，他認為：宋氏作為犯奸之婦在其夫被殺后，即擬以情實也不為過。這是對上奏者安慰劑式的回應，隨之乾隆話鋒一轉：向來辦理因奸謀死本夫之案，如審系本夫故縱賣奸者，雖由奸婦起意同謀，尚以斬決論罪，不擬凌遲，則奸婦之不知情者，其罪更當有間。
顯然，乾隆的定調是宋氏不知情。針對宋氏目睹將其夫支解而不阻擋的論辯，乾隆駁稱：“天下之不知大義身犯刑辟者不知凡幾，尚不能盡以禮意相繩，何獨與此等淫蕩之婦而為之斤斤責備乎？”
心中主意已定，乾隆對上奏的三尚書軟硬兼施。因為溫福曾經承辦此案，乾隆對其并未責備。不過，對託庸和素爾訥，乾隆就毫不留情了。他說：若系國計民生要務，滿尚書獨能持正，其必深為嘉許，但此等尋常讞牘，不值如此矯矯示異。接下來的話更讓人感覺如芒在背：如果是意在從寬，或案犯亦系旗人，早就將你們治罪。最后，大學士劉統勛也挨了訓：刑名是你專責，在託、素爭辯時，不知委曲婉轉、以衷一是，反而聽其“兩議”入奏，真是不識大體！于是，乾隆又令劉統勛與三尚書仍與九卿妥擬具奏。皇帝已經定調，臣子豈敢不遵？在恭聽旨意之后，眾臣皆格式化地奏稱“感愧之誠、實難名狀”，并決心各自改悔、虛衷集議。其結果自然不出意外，仍是緩決。
清代對重案實行會審，是希望通過有限的公開和多衙門的制約來防止法官濫權，但是，這種集議式審判并不一定會帶來正義，因為眾議并不能制度化地左右司法主導者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司法專業化的要求。尤其是，對于皇帝而言，眾議僅為備詢，最終的結果仍然是乾綱獨斷。與圣意不一者，往往還會有不測的風險。雖然集眾審判并不一定能帶來真相或正義，但是，在傳統中國，也確實沒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因此，對于集眾議的司法邏輯，我們在洞悉其弊的同時，也須抱以歷史的同情。
（作者系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