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制史上有兩個司法名臣都姓狄，一個是百姓心中的通天神探狄仁杰，另一個則是狄仁杰的后人狄兼謨，狄兼謨將先祖的法治精神發揚光大，為唐代法治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依法斷案
狄兼謨是狄仁杰的族曾孫，出生于代宗大歷十二年（777年），大約在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四十的年齡考中進士。及第后于元和末年“解褐襄陽推官”，去山南東道節度使（今湖北襄樊一帶）幕府任推官。推官在節度使幕府僚佐中的地位次于判官和掌書記，為第三等官員，掌勾推獄訟之事，負責轄區內的聽訟斷獄等司法工作。
在推官任上，狄兼謨“剛正有祖風”，處事剛正，不折不撓，能嚴格依法辦事，依律定罪，頗有當年狄仁杰風范。在襄陽沒干多久，狄兼謨就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十九，被調到朝廷核心中樞決策機關門下省任左拾遺（從八品上），主要負責給皇帝提意見，指陳朝政得失。
經過朝廷內外多方鍛煉后，狄兼謨于文宗開成元年（836年）十二月間，升遷為御史臺副長官御史中丞（正五品上）。御史臺是唐代中央最高監察機構，負責彈劾朝廷百官不符合法律規范的言行，同時具有部分司法權，可以推鞠獄訟，具有起訴和審判等權力。御史中丞是御史臺僅次于長官的副長官，且唐中后期御史大夫“官不常置”，經常空缺，實際上由御史中丞主持臺內工作，“以中丞為憲臺之長”。
任命詔書下達后，文宗對狄兼謨說，“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御史臺是本朝綱紀之所，手握戒尺。臺里走正道，朝廷就理順了；朝廷理順了，天下就太平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舉”，可惜以前的官員，都畏畏縮縮瞻前顧后不敢嚴肅執紀。“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愛卿你可是狄仁杰的后人，一定要繼承狄公的法治精神。狄兼謨當即表態，“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如果讓臣看到有什么人不依法辦事，有什么事不合法規，臣一定嚴肅認真處理。
文宗和狄兼謨的君臣談話不久，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就撞到了槍口上。此人為收買人心，擅自動用數十萬本應上交國庫的財稅收入給士兵增加軍餉。狄兼謨得報后當即彈劾吳士矩，觀察使本應按朝廷規章制度行事，每個地方軍費有多少，那是有規定的。吳士矩竟敢擅自提高士兵待遇，不但會增加江西百姓負擔，更會使得各地紛紛效仿。朝廷決不能開這個口子，“請下法司，正行朝典”。狄兼謨一道疏上去，“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吳士矩就從集江西各州縣行政、民事、財稅、軍事大權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貶成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帶）副長官別駕（正五品下）。
開成二年（837年），狄兼謨在御史中丞任上又抓了三個腐敗官員：李伯展、盧行簡、盧元度。案子審完辦成鐵案，也上奏給了文宗，就等著秋后問斬。
八月的一天，文宗突然把狄兼謨叫過去，“問李伯展獄如何”，李伯展他們的案子怎么樣了，你們準備怎么判？已經辦結的案子，皇帝又特意專門詢問案情，這就有些意味在里面了。
狄兼謨回道，這三個人的案子“已結奏訖，并合處極法”，已經審結，奏疏也遞上去了，必須處死。“臣是法官，只知有法”，臣身為法官，眼里只有律令，心里只有法律這桿尺子。“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如果您非要放過這三人，那就直接下一道赦免詔書吧，我不能法外開恩。
文宗只好對狄兼謨說，“從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以前辦案時大臣不能做到守法如山。他表揚狄兼謨能堅持法律。
重修律格
狄兼謨對唐代中后期的立法工作亦多有貢獻。唐律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進行最后一次修訂“刪定格令”后，就沒有再進行大的改動，而是以編集制敕為主。各個司法部門“各司其局”，都只是對自己業務范圍內的律條進行修訂，沒有從朝廷全局著眼，“不能一秉大公”，部門之間的法規互相矛盾；皇帝臨時性針對某一具體事件的詔敕“便為永式”，以致不同時期的法條堆積如山，繁冗不堪。“前后矛盾，是非不同”，造成奸吏舞文弄墨，“吏緣為奸，人受其屈”，百姓多受冤枉。
從德宗貞元時期開始，朝廷就“選重臣置院刪定，前后數四”，多次組織力量對法條進行刪修，但每次都無果而終，“未堪行用”。據《唐會要》記載，開成元年（836年）正月，文宗下詔要求刑部會同大理寺，“商量條流要害，重修格式，務于簡當，焚去冗長”，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簡便的原則，對現有法條進行重新修訂，大規模刪去那些不合時宜的舊時法條。
三月，狄兼謨上疏針對修律詔書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是擴大修律人員范圍。不局限于刑部和大理寺，將負有法律職責的各部門都納入進去，方便互相討論，提出綜合性的統一意見，防止顧此失彼。這實際上是當初修撰《唐律疏議》的歷史經驗。唐高宗永徽年間編修《唐律疏議》時，就集中了元老重臣、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司法部門官員、朝廷其他部門官員和州縣基層官員，修律時可以充分照顧到各方關切。
二是在具體操作上，將德宗建中年間以來所發的制敕，“分朋比類，刪除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編次，具數卷聞奏行用”，按照不同類別，分門別類予以編集，刪除前后矛盾之處，以及違反上位法和根本法的制敕，最終匯集成冊頒行天下。至于刪除的法條，畢竟也是當年法治探索留下的成果結晶，不能按照修律詔書中提出的“焚去”了之，而應另冊保留，以備將來參考。
三是整頓法官隊伍。“慎擇法官，法署省等所斷刑獄”，挑選清正干練法官，對近些年來司法部門審理的案件進行復核。“有不當者，官吏重加貶黜”，將肆意壞法亂法者調離審判崗位，以震懾那些心術不正之徒，“所冀人知自效，吏不敢欺”。從而“上副陛下哀矜欽恤之意”，將皇帝提出的理獄量刑要慎重不濫、心存矜恤的指示落到實處。
文宗將狄兼謨的奏疏發給群臣討論，“言者宜依”，大家都表示認同。文宗遂下令由狄兼謨領銜主持這次修律工作，“詳定刑書，適其輕重”，最終編成《開成詳定格》十卷，又名《詳定刑法格》。開成四年九月，由中書門下上奏，文宗“躬覽可行，頒行中外”，親自批準頒布施行。
狄仁杰的法治貢獻更多體現在依律斷案上，而狄兼謨不但有審判實踐，還領銜主持了修律事業，對唐代法律進行了部分補充和變通，顯然比先祖更進一步。所以古代兒童啟蒙讀物《幼學瓊林》有言，“狄兼謨綽有祖風，后先輝映”，認為狄兼謨繼承了先祖的風范，是狄仁杰法治精神的真正傳承人，兩人共同輝映。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