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間，福建將樂縣舉人廖騰煃任徽州休寧縣知縣。康熙《徽州府志》卷五《秩官志下·名宦·廖騰煃傳》中褒贊了廖騰煃在休寧秉公主政、整肅風(fēng)氣、治理有方，使得尚氣好訟休寧城鄉(xiāng)“勸化草竊，革面為良”蔚然成風(fēng)。
廖騰煃赴休寧縣上任伊始，休寧“健訟”成風(fēng)，廖騰煃在其《海陽記略》之《招徠示》一文中記載：“只緣風(fēng)俗尚氣喜訟，訟必求勝，小事頃成大事，張家故摒李家。前此之蒞斯土，利為金穴，任意乾沒。兩造之下，只視錢之多少，不分理之長短。鍛煉深文，高下其手，受其害者，憤氣填膺，無從控訴，坐此之故，弱善之民，不能安居，多借商賈遷居四方。”這種“健訟”之風(fēng)，造成休寧縣由富饒之地變成需要“廣招徠”來填補因訟事泛濫導(dǎo)致庶民流離失所而人口驟減的空缺。
面對休寧縣訴訟風(fēng)氣日甚，廖騰煃在蒞任休寧知縣兩年后深感不安，檢視苛求諸己，認(rèn)為沒能實現(xiàn)“化民無訟”，是自己“德行淺薄”原因所致。于是，廖騰煃從“小民因訟破家，而奸胥訟棍反借生涯”整肅入手，嚴(yán)格差役，減少民眾訴累，制定了告理詞訟的“條規(guī)”予以規(guī)范，同時嚴(yán)格拘傳，建立民間自理詞訟案件原告自拘制度，“凡有提審，具發(fā)自拘牌。三拘不到，然后發(fā)差。差提一到，即行審結(jié)，并不許有買賄賂放之弊”（《海陽略記》之《告詞條規(guī)示》）。對民間田土、戶婚、錢債等詞訟案件，一般不輕易下差提拘。將告人自拘與差官提審相結(jié)合，防止差役辦案中魚肉百姓。無論推官還是里甲審案要求縝密明斷。
為實現(xiàn)“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理想，廖騰煃身先士卒，以自身清廉來約束胥役和親朋好友假公濟私行為，以“新政精明，人歌來暮”要求治理縣邑。在任期間，他頒布“嚴(yán)禁請托示”來確保“廉訟”——
爾民毋信奸徒招搖，希圖請托。如理直，即雖不請托，本縣斷不敢昧心背理。如理曲，即縱揮金求情，勢豪挾制，本縣斷不枉法殉情，以傷天理，以喪良心。是非自有公道，兩造何用蟲緣。近聞有等奸胥地棍，揣知本縣審理，是非曲直，一歸于理。裝成圈套，撥弄愚民。或言為爾公稟，或言為爾求情。究竟審斷之下，官司之勝負(fù)，悉準(zhǔn)于理之是非。……雖休邑健訟，向來積習(xí)，有理無理，俱以金錢為妥。殊不知，此等喪心狗行之為。前官虐政，所得之財，究歸何出。暮夜而來，聲名敗喪。卒至動用官幣，貽害子孫。前車之鑒，報應(yīng)活現(xiàn)。本縣矢志凜凜，爾民當(dāng)以共鑒，何用癡迷聽人撞歲。況自己不受人財，而徒為人說清，至今天理良心二者俱昧。本縣斷不致愚昧于此。
這篇“嚴(yán)禁請托示”昭示出廖騰煃正直不阿、秉公斷案的品行。他告誡推官理訟唯有“天理良心”，而“聽斷之間，未嘗不留心平允。其中稍有疑心，不敢懸斷者，務(wù)必一鞠再鞠、細(xì)心訪察，必得其直”。這不僅是廖騰煃為官之品，更是其斷案固守原則。
（二）
從廖騰煃任休寧知縣期間撰寫的《海陽記略》所收集其經(jīng)辦的十八起案件的“看語”中，不難發(fā)現(xiàn)廖騰煃理訟縝密明斷秉性。
康熙三十年農(nóng)歷三月二十六日，休寧漲山鋪發(fā)生了一起命案。“搠死他人”案犯陶喜系當(dāng)?shù)亍颁伇r(nóng)者”，其供稱：是夜三更，因犬吠警覺，聞得挖墻聲，恐有窺竊新賣耕牛者。陶喜“遂持防虎刀，潛身牛欄旁邊防獲。暗中往外，有人形影，將刀搠去。因大喊有賊，鄰眾齊起，同見欄邊血跡，同跟尋到井邊，見死尸離身射許……皆不知其為誰”。
當(dāng)?shù)乇＜佐敁?jù)和案發(fā)地左鄰右舍均證實陶喜所敘述案情。這起無頭命案層報徽州府后，憲臺認(rèn)為案件表述前后不一，可能存有謬誤，對誤傷致死還是仇殺等產(chǎn)生懷疑。
于是，廖騰煃奉府命重新勘審。他不辭勞累“單騎帶同吏仵，親臨相驗”，又不厭其煩重新勘驗死者尸體，查明傷情，判定死者系生前被“搠刀身死”，并將重新勘驗結(jié)果與仵作證言付卷留存。重新核對陶喜供詞，將陶喜供詞與鄰保證言相印證，“保鄰眾口，供吐如初。與陶喜供詞，合之原報，各呈無異”。由此斷定陶喜并非仇殺，而只是誤傷致死。
在查驗死者身份中，鑒于死者無同伙又無尸親認(rèn)領(lǐng)，死者又系深更半夜?jié)撊胩障布抑小７稀俺艘篃o故入人家登時殺死”的律條，由此斷定死者屬于“惡已貫盈”，是“天特假手陶喜，以除民害”。終了，廖騰煃建議府憲不再對此案復(fù)議，維護(hù)此案審斷正確性。同時，建議由陶喜“以備棺盛殮”死者，體恤仁義慈愛厚德之心。此案審斷，清內(nèi)閣學(xué)士、禮部侍郎汪灝由衷評價：“泰山可動，鐵案難移，請以況此。”
無獨有偶。廖騰煃在審理一起真?zhèn)坞y辨的冒占墳山官司中層層推理，細(xì)心查訪，最終作出公正了斷。
崇禎十年村民汪新之父買下村民程金留、程東山地名為“平阜嶼”山地，魚鱗冊編號為“乙字三千七百三十號”，地界四至“甚明”并作為祖塋地使用“歷有年矣”。不久，村民孫君宜買下村民姚而成編號為三千七百三十二號低田，“越占”汪新坡地。汪新告發(fā)后，孫君宜謊稱購買穴位系歙縣程姓厝棺之地，但廖騰煃實地調(diào)查后證實程姓厝棺并未遷移。孫君宜則改口說這位姚姓墳地也是三千七百三十號，與汪新地相同。但廖騰煃經(jīng)縝密審理，根據(jù)魚鱗圖，姚姓既無分毫僉業(yè)，又無憑據(jù)出驗，可以斷定系姚姓以三十二號田冒名三十號賣主之實。經(jīng)過實地勘查，確認(rèn)汪新之父購之地四至情況。后又查清其他事實，廖騰煃由此認(rèn)為汪新之父購地三十號屬實，孫君宜之所以此案糾纏不休，屢屢上告乃其“誑詞聳控”所致。于是，裁定孫君宜先受杖責(zé)，再起棺遷移。廖騰煃在此案中層層推理，分析縝密，有理有據(jù)，公正了斷，廣受贊譽。賢士儲欣贊其“心細(xì)如發(fā)，案定如山。自可令物無遁形，民稱不枉”。
其實，像廖騰煃這樣清廉公道、審慎明斷的廉吏，明清時期徽州大有人在。安徽省歙縣鄭村鎮(zhèn)至今流傳鄭氏一門三代鄭令君、鄭千齡、鄭玉清廉品高的佳話。鄭令君三子鄭千齡，曾任淳安、祁門縣尉和休寧縣令，因治理有方，清正廉明，逝世時僅遺舊被破靴，依靠親朋借款才得以收殮，故里百姓無不感動稱贊其為“貞白先生”，并將原地名“善福里”改為“貞白里”，并自發(fā)捐貲建造歙縣鄭村“貞白里”牌坊，旌表鄭氏三代“以導(dǎo)民風(fēng)”。
(三)
像廖騰煃這樣清正廉訟者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淵源。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州，尚文重教、推崇理學(xué)，“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在儒家理學(xué)思想文化熏陶下，不少發(fā)憤苦讀的徽州士子，耳濡目染地深受朱熹“君之所貴者，仁也”“見不義之財勿取，不合理之事勿從”等道德禮儀和“仁政”思想教化，崇尚仁義、勤廉為政的理念根深蒂固。步入仕途后，苦節(jié)自礪，甘于清貧。清康熙時黟縣人黃元治，任刑部郎中、知府期間，生活拮據(jù)，便常囑老仆種菜，被人稱為“青菜太守”。明代成化年間，徽州績溪人汪度在浙江上虞縣當(dāng)縣令，勤勉清廉，奉公敬業(yè)，生活艱苦。上虞縣百姓有民謠稱汪度“知縣汪度，民之父母。身穿布衣，口食豆腐”，稱作“豆腐知縣”。
良好家風(fēng)家教為徽州廉訟文化營造良好氛圍。明代嘉靖間，歙縣豐南的吳一蓮之子讀書為仕，吳一蓮常教育兒子“清廉恬退自守”。其子到歸安任職時，吳一蓮告誡，歸安這個地方山多，富戶多，但賦稅苛雜，百姓負(fù)擔(dān)重，要關(guān)心庶民百姓。其子為官二十多年，吳一蓮很少住在官署。兒子的下屬有時來送禮，吳一蓮拒收說，我想要兒子當(dāng)個清官，我難道不應(yīng)該做清吏之父嗎？
清代著名學(xué)者洪亮吉幼時“極貧”，其母蔣氏攜三女租敗墻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紡織，供養(yǎng)洪亮吉刻苦讀書。災(zāi)荒之年，蔣氏和三個女兒以糠代糧，讓洪亮吉吃糧，洪亮吉不肯，母子相擁而泣。洪亮吉入朝為官后恪守著那種百折不撓、刻苦清廉精神品質(zhì)。
有著儒家思想和禮儀文化的族規(guī)家訓(xùn)也促使廉訟文化傳承。宗族通過族規(guī)、族訓(xùn)、祠規(guī)等等，對出仕為宦的士子有明確的獎懲舉措。徽州績溪龍井胡氏家譜中載明：入仕族子弟“在位而恪供乃職，始不負(fù)于朝廷，乃有光于宗祖”。休寧《茗州吳氏家典》中要求：“子孫有發(fā)達(dá)登仕籍者，須體祖宗培植之意，有以貪暴聞?wù)撸谧V上消除其名。”族中士子為清官，宗族將其與祖先一同奉祭；如有貪暴，祠堂將其除名。徽州婺源汪口俞氏宗族的《庭訓(xùn)八則》就規(guī)定：出為仕宦的族中士子應(yīng)“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徽州宗祠族譜中的這些族規(guī)、家訓(xùn)，除了引導(dǎo)族人修德正已，提倡里人以孝事親，以誠待人，以信為本，忍讓處世，充分體現(xiàn)朱熹“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思想外，還發(fā)揮著循規(guī)蹈矩的規(guī)制和懲戒功能。
這些出身貧寒的清官廉吏，特別重視潔身自好，注重道德操守和品行修養(yǎng)，這成為理訟中審慎斷案、公道清廉的內(nèi)在動力。大思想家朱熹說道：“居身務(wù)期簡樸，救子要有義方。莫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讀書志在圣賢，為官心存君國。”“士人要先識個廉退之節(jié)。禮、儀、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有何用？”
清代道光年間，休寧士子朱為弼由監(jiān)察御史擢升順天府府尹，一上任就遇上了當(dāng)時京畿之地遍遭蝗蟲之災(zāi)，奉旨巡視賑災(zāi)，他“單騎馳視”鄉(xiāng)間，地方官員按照慣例忙著“供張”（“供張”即歌舞宴請饋送盤纏），朱為弼見狀斥責(zé)道：“吾為蝗來，乃以我為蝗耶？”朱為弼為官秉公廉正，去世后“家無余資”，為當(dāng)?shù)毓賳T敬仰效仿。徽州廉吏們清正廉潔品德、縝密明斷理訟審案方法，對于當(dāng)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機制建設(shè)有著積極借鑒作用。
（作者單位：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