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創作于1830年，現藏于法國巴黎盧浮宮。
浪漫主義時代的《自由引導人民》
在藝術史上，西方19世紀可作兩個分期，19世紀前期的藝術思潮為浪漫主義，后期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時期的浪漫，首先可以理解為一種個體的激情，如大仲馬的小說《三個火槍手》、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中贊揚的個人英雄主義等等。
除了個體激情，革命浪漫和民族激情同樣是19世紀浪漫主義的特點，如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肖邦的《瑪祖卡舞曲》等表現民族運動和民族解放的音樂作品，以及我們在圖中所見的——畫家德拉克洛瓦以法國七月革命為背景創作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畫面中心的自由女神赤腳踏在地上，一手持帶有刺刀的步槍，一手高舉的三色旗，帶領身后的人群沖鋒陷陣。她身后參加戰斗的人裝扮不一，有的著禮帽、領巾，有的著粗布短衣，有的學生裝扮，但都一樣地注視著自由女神，手持武器奔跑跟隨。自由女神的前面，尸體堆疊，象征著他們將要沖向危險和死亡，卻沒有畏懼。《自由引導人民》雖然以“自由”為題，但表達的自由是群體的自由，是以犧牲性命為代價的自由。
對《自由引導人民》中的革命浪漫和激烈對抗意義的自由的理解，應當回到歐洲狂飆突進運動、浪漫主義的年代。這一時期的自我認知、愛情感傷、革命的浪漫、掙扎的自由、回歸自然、詩意朦朧、豐富的想象力，甚至殘忍怪誕都可以折射到一個富于爭議的人物身上，即啟蒙思想家、浪漫之父、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領袖——盧梭。
愛彌爾的自由與盧梭對公意國家的構想
1712年，盧梭出生在一個鐘表匠家庭，出生那天他的母親因難產去世。盧梭沒有在學校接受過完整、系統的教育，他的才華完全來自他愛讀書的天性。1749年，盧梭看到第戎科學院征稿啟事，寫了《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于使風俗日趨純樸》，一文成名。盧梭指出，科學藝術的發展并不必然地導致文明，隨之而來的可能是奢侈、享受和財富追逐的道德墮落。這個思想成為盧梭一系列著作的開端。
1753年，盧梭再次應第戎科學院征文，完成《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一文，雖然這篇文章沒有再次獲獎，但是盧梭講述的，一個人如何從自我幸福的自由狀態，發展到與他人結合所導致的奴役和一系列不幸，具有令人驚訝的想象力，且又如此真實：“從一個人需要別人幫助之時開始，從他感到一個人擁有兩個人的食物是大有好處開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財產的觀念便開始形成。”
當盧梭如此發現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他便開始思考改變人和社會的方式。《愛彌兒》講述了盧梭通過改變教育理念和方式塑造的理想的人，一個想象出來的并在此教育理念中長大的孩子——愛彌兒；《社會契約論》則講述了盧梭通過重建社會秩序塑造的理想狀態下人的聯合。
盧梭的教育理念，特別強調通過保護和培養人用造物主賦予的、自我的主觀感受去獲得知識的能力；在這種教育觀念下成長起來的愛彌兒，獲得的是擁有自我判斷能力的自由，他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完全來自于自己，而不是通過他人的偏見、權威的論斷、約定俗成的做法或制度等級給予的觀念。
公意的產生，正基于此。為了保護愛彌爾的自由，避免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奴役（無論這種控制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通過物還是通過觀念），盧梭指出——可以把這種不可避免的控制交付給一個非具體人格的權威，即公意——“每個結合者以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集體……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全部奉獻出來。”
在公意狀態下，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控制確實消除了，但另一種控制產生了，盧梭這樣說，“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人們要迫使他自由。因為這就是使每一個公民都有祖國，從而保證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條件，這就是使得政治機器靈活運轉的條件，并且也唯有它才使社會規約成其為合法的條件。”盧梭并不認為這種控制的可怕，因為他在說這番話時，預設了公意永遠正確。公意不同于民意，但公意來源于民意，它來源于所有成員對于同一問題發表看法之后匯集的共識部分。
思考盧梭對自由與公意的論說，似乎存在這樣一些令人費解的問題，因為永遠不可能完全匯集一個群體內部所有成員充分表達的意見，而且，既然人民的考慮不會永遠正確，那么如何肯定來自人民意見的公意就一定永遠公正？以及被迫使的自由還可以稱為自由嗎？
盧梭的愛彌兒形象和公意國家的構思，在其時代感染了一批對歷史產生巨大影響力的追隨者，特別是他的人民主權學說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奴役、枷鎖和不平等伴隨著人類社會，啟蒙時代底層者的負擔不見得比以前更重，但當啟蒙者喚醒了人們對束縛和壓迫的感受力，對自由的渴望便成為掙脫、打破、顛覆的動力。但是，當打破了從前的制度枷鎖，從德拉克洛瓦畫中獲得了自由的人們，如何在新的聯合中獲得盧梭構想的“服從公意”的自由而不至于產生新的枷鎖？
法治與公意之下自由的實現
在古典的正義理論和政治理論中，思想家談論更多的不是自由而是秩序，一種高尚的、幸福的狀態，無論是個人的狀態還是社會的狀態，都在于理性的統治，理性相對于欲望、偏私的支配，對于個人來說，就是理性主宰、控制欲望、情感；對于社會、城邦來說，法律是理性的凝結，通過法治可以排除個人的偏私，實現裁判的中道。
在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人被比喻為雙駕馬車，駕車者是理智，駕車的兩匹馬，一匹代表情感，另一匹代表欲望。正義狀態便是通過理性的節制達成的。在柏拉圖看來（雖然他沒有涉及自由這個詞），為所欲為的欲望，并不是自由，相反，是人受到外在誘使，被欲望牽引的奴役狀態。真正的自由，恰恰是通過自制獲得的秩序狀態，他自覺地明確一種道德主體應當呈現的存在方式，通過規則控制欲望、快感各種激情，建立自我控制的節制的生活方式。
在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論中，對于如此的自由的理解，也就是在一種限制層面的自由的理解，與上述古希臘思想家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自由不是任意而是限制。與古典正義理論不同的是，啟蒙思想家探討更多自由的內容，側重獲得個體自由的外在侵犯因素的限制，這些外在可能的侵犯因素一方面是公共權力的濫用，另一方面則是個體權利的濫用。
在啟蒙思想家洛克的政治法律理論中，社會、國家、法律的目的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同一的關系。法律通過限制和阻止權力以及權利的濫用，確認和保護個體的自由。為了防止權力濫用，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天賦權利，就必須將權力分離，以權力制約權力。同樣，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在其代表作《論自由》中明確指出，他所討論的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就是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度。他總結法國大革命中的暴亂說，為了防止社會本身成為暴君，產生對個體的壓迫和奴役，必須有某些行為準則，這些準則作為強制和限制，獲得普遍的遵守，才會產生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產生人的個性。英國現代政治思想家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一書，總結了19世紀的自由主義的思潮，他引述洛克的觀點說，自由的第一步，正是要求法治。“普遍自由的第一個條件，正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沒有這種限制，有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卻不自由。一個人也許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其余的人除了這個人認為可以容許的意愿以外，卻無任何意愿可言。換言之，自由統治的首要條件是：不是由統治者獨斷獨行，而是由明文規定的法律實行統治，統治者本人也必須遵守法律。”
當我們從文獻中抽身，重新審視浪漫主義畫家創作的《自由引導人民》之中的自由和浪漫，我們似乎獲得一種反思和批評的眼光——因為無論個體的自由還是社會的自由，通過自制和法治獲得的自由，都應當源于理性、節制，而非激情和任意。一切缺乏這種限制精神的自由，都會導致自由的反面。這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一方面高呼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號，另一方面卻在這種顛覆一切、去改變一切的激情中，產生了更加暴虐的殺戮和傷害。
（作者系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