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徐顯明先生，任偉會長，韓圣浩校長、杜言敏書記、周長軍院長，尊敬的山東大學法學院的各位前輩，各位老師，同學們，各位校友，兄弟院校的同仁們，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謝山東大學法學院盛情邀請，參加和見證我們這所重要法學院隆重的周年紀念活動。這不僅僅是一所法學院總結和展示自己辦學成就的一項有意義的重大活動，同時我還以為，這也是兄弟法學院校學習先進法學院辦學經驗的一次難得機會。在此，我謹代表西北政法大學，向山東大學法科復辦四十周年紀念活動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熱烈的祝賀！楊宗科校長本來要親自參加這次活動，但是因為疫情防控的原因，本周六日的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要求之嚴非比平常，不能離開，因此特別委托我向山大法學院表達敬賀之意。
紀念山東大學法科復辦四十周年，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在我來的路上這個問題一直在腦子里不斷思考。思來想去，飛機落地青島的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話，這就是有一千條理由把山東大學的法科辦好，而沒有一條理由把法科辦得不好。下面分述三點理由，向各位匯報請教。
首先，山東、山東大學、山東大學法科這幾個名詞意味著什么。我們首先會聯想到山東是孔孟之鄉，是一個禮儀之鄉，是代表中國深厚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地域，是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發祥地。這里不僅有孔孟之道，還有三為稷下學宮祭酒的荀子曾經在這里發明學理、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為中國兩千年來的社會制度，為封建時代朝廷的治理體系提供理論方案和學術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性惡論，以及“化性起偽”、“定分止爭”、隆禮重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后人評價“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譚嗣同《仁學》二十九）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過程中，強調要吸收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強調法治和德治的共同作用。可以說，荀子的學說，指導了兩千多年中華法治文明的發展，是構筑中華法系思想理論大廈的重要支撐，至今仍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這個思想學說，恰恰出產自齊魯大地。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東大學的法科應當在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以廣泛深入的教學和研究，來培養堅定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新時代的法治人才。
第二，山東有三千多公里漫長的海岸線，緊隨廣東、福建而位居全國第三。近代海洋文明興起、海禁大開之后，西學東漸、西法東漸，山東在中國北方諸省當中得開風氣之先，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早與西方文明碰撞交接。膠東半島面向渤海的一側，煙臺和威海曾是英人最早登陸山東之地而頗受英式文化的影響；面向黃海一側的青島，則是德國實施向遠東輸出文化學術的重要據點。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中英會議專條》因為在煙臺簽訂而史稱《煙臺條約》。這個條約明確了“觀審”制度和以被告確定訴訟管轄和法律適用，是研究列強侵奪中國法權或治外法權在中國演變發展的重要文獻。而在英租威海衛三十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殖民當局制定頒發過115部法令和二百多項法規，在吸收英國法、香港法和保留中國舊律、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英國法和中國法的獨具特色的法律體系和司法運作方式。威海市政府花費巨大投入建立起來的《大英威海行政公署檔案》，珍藏著1898年至1940年期間的文獻檔案2272卷和8763張珍貴照片。據我所知，山大法學院威海校區一位叫王強的青年學者，長期致力于英租威海衛法律問題研究，他是國內在這個領域直接利用原始檔案進行研究僅有的專家，已經發表了多篇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我們現在所在的青島，也有著豐富的法學歷史資源。20年前我曾經對此做過專門的考察，我的研究結論是：從1909年到1914年間，青島曾經歷過一個中國和德國法學交流的黃金時代，她如同一顆流星迅速劃過夜空，這就是除了同濟之外另一個德國在華與清政府合作開辦的“德華大學”，在中文文獻里，這個學校的名字叫“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學堂設有法政科，課程設置除標準的德國法學之外，還有名學、德文、英文，以及中學方面的人倫道德、經學、歷史、地理、國文等。法政科學長（系主任）勞睦貝曾任膠澳德國高等法院法官，他秉承著萊布尼茨關于德國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兩大并駕齊驅的先進文化的理念，積極向中國傳播德國法，同時又將中國最新的法律草案譯成德文，向歐洲介紹。他編寫過《憲法》《刑法總則》《民法總則》等教材，還組織學堂譯書局編輯出版了《中德法報》《中德法律匯編》《中德法政集要叢編》等法學書刊，其中《中德法報》是我國最早的一份中德雙語合璧的法學刊物，從1911年至1914年出版了10期。法科教師赫善心博士是德國著名法學家李斯特的學生，他不僅在學堂講授了法學概論、國家法、國際法、刑法、國民經濟概論、哲學等課程，還圍繞《大清新刑律》的修訂發表了被勞乃宣和蔣楷視為至寶的論著。遺憾的是這個傳播德國法學的平臺，因為一戰的爆發而于1914年停止了。學堂留下的這些珍貴的法學文獻資料至今還塵封歷史，湮沒不彰。山大法科既然有地利之便，因此我希望山大法科能夠把它發揚光大。
基于以上的情況，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齊魯大地匯聚了中國法、英國法、歐陸法三種類型的文化背景元素，擁有研究西法東漸和中外比較法的天然優勢，我們應該全面發掘這些豐富的法學資源，為打造山東特色的法律文化做貢獻。
第三，從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和現代法學教育發展的方面看，山東的現代教育，如果從狄考文在登州辦學起算，至今已有將近160年的歷史積淀了。登州文會館在1880年代初就已進入到大學程度的辦學階段，開設了高等科，她是我國最早的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有些介紹中說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這完全是誤解。圣約翰開設大學課程至少要比文會館晚十年，而完全升格為大學，已是1905年的事了。根據有關材料的統計，文會館從1864年至1904年一共培養出205名畢業生，分布在16個省份的上百所學校工作，雖然畢業生人數算不上多，而且直到后來的齊魯大學也都沒有舉辦過法科，但在現代化的早期，其作用和影響不可低估。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北洋大學、江南高等學堂、云南法政學堂，當然也包括山東大學堂，都有文會館畢業生。1901年袁世凱支持設立的山東大學堂是山東現代教育的另一個源頭。然而正是因為已經有了文會館辦學經驗和師資條件的積累，袁世凱才敢于在全國率先舉辦大學堂，袁世凱聘請文會館館主赫士為大學堂總教習，并在制訂《大學堂章程》時基本沿用了文會館的學制規章，所以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開學了，清廷嘉獎，通令全國各省效仿。按照學堂章程開設的法制課和中外政治學，可以說山東現代法學教育的起點。隨著廢科舉和預備立憲進程的加快，1906年山東提學使在濟南開設山東法政學堂、1910年山東提法使因全省籌辦法院法律人才孔亟，而法政學堂短期不能滿足用人需要，于是又創辦了山東法律學堂，到了1912年兩學堂分別改為山東第一和第二法政專門學校，第二年兩校合并成立山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這些都構成了山東開辦現代法學教育的基本元素。法政專門學校后來發展為山東大學法律系，但這個法律系只存在了兩年。1928年在青島籌建國立山東大學后，直到1949年都不再開設法科，這意味著在現代法學教育發展的早期，山東的法科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與民國時期分布各省的高校大都設有法科的情況相比，這一情況值得深思。我推測，這應當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提倡實科抑制法科的政策有關，除此之外，還可能與齊魯大地有深厚的禮治傳統有關。
改革開放后，山東大學果斷匯入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時代洪流，之后四十年持續不斷的發展進程，也的確證明了這是一項無上光榮的偉大事業。從喬偉先生到徐顯明先生，山大的法科蓬勃發展。我們尊敬的法律史專業前輩喬偉先生，是這個事業的主要開創者。徐顯明先生則以法學家的身份和法學教育的視角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理論作出了最充分的闡釋，他的大學之道和治校方略是具有原創性的。這樣深厚的文化底蘊積淀和學術傳承，對于山大法科未來的發展，無疑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今天紀念復辦法科活動，表面上是指向過去，回顧和總結我們走過的路，但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面向當下和未來。在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山東大學有條件、有基礎、也有責任在培養法治人才和傳承優秀法律文化方面承擔重任，譜寫新篇章，再創新輝煌！
謝謝！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