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鐵券”，人們可能立刻會聯想到《水滸傳》中的小旋風柴進，其中對他的描寫就是“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并說他“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敕賜丹書鐵券”。
“鐵券”是古代君主頒發給功臣的誓約和憑證，鐵制丹書，所以也稱“丹書鐵券”。“鐵券”始于漢初，據《漢書》記載：“天下既定，（劉邦）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這時的“丹書鐵券”僅是一種給予功臣的榮譽象征，并不具有“免死”的功能。到了南北朝以后，“鐵券”開始被賦予了免死的功能。到了唐朝，丹砂書寫改成了金粉書寫，后世的“免死金牌”便由此而來。唐末五代時期，軍閥割據混戰，朝廷為了籠絡一些將領，大量頒發“鐵券”。現存最早的“鐵券”實物，就是唐乾寧四年（897年）由唐昭宗李曄頒發給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錢镠的，其中就說到“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那么，持有了“鐵券”，真的就能夠免死了嗎？我們不妨看看五代后唐莊宗李存勖時三位“鐵券”的擁有者——樞密使郭崇韜、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和中書令李嗣源的命運。
郭崇韜是李存勖身邊的親信重臣，李存勖稱帝后，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樞密使。在同后梁的決戰中，他準確判斷局勢，不僅出謀劃策，而且臨陣指揮，身先士卒，對于擊潰后梁軍隊、取得最終勝利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李存勖正是聽從了他的建議，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揮師直取后梁都城汴州，一舉滅了后梁。郭崇韜為滅后梁建立了首功，被任命為侍中兼樞密使，兼領鎮州和冀州節度使，進封為趙國公，并“賜鐵券，恕十死”。然而，郭崇韜雖然“位極人臣，權傾內外”，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的政敵同李存勖身邊的宦官、伶人相勾結，最終將他送上了絕路。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李存勖命兒子魏王李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制置使，率六萬大軍征討蜀國（前蜀）。李繼岌雖然是名義上的統帥，但實際軍事指揮權都由郭崇韜掌握。郭崇韜指揮軍隊很快擊潰了蜀軍，蜀主王衍投降，從出師到滅蜀，僅僅用了70天，可謂是大獲全勝。然而，進入成都后，郭崇韜同魏王李繼岌身邊親信宦官的矛盾也不斷激化。這些人在皇后的支持下，假借議事之名，殺死了郭崇韜和他的兩個兒子。李存勖得知后，將錯就錯，將郭崇韜的其余幾個兒子也殺死，并抄沒了他的家產。而當初頒發的那張“鐵券”，根本就沒能救得了郭崇韜的性命。
朱友謙原為朱溫的部將，被朱溫收為養子。朱溫建立后梁，朱友謙被任命為河中節度使、中書令，封為冀王。郢王朱友珪謀害朱溫繼位，朱友謙不服，同朱友珪發生沖突。朱友謙向后梁的敵人、時為晉王的李存勖求援。李存勖派出援軍，大敗后梁軍隊。朱友謙就此歸順了李存勖，并在李存勖滅后梁的戰爭中，成功牽制了后梁的軍隊。李存勖滅后梁后，朱友謙又親赴洛陽朝覲，李存勖大為高興，設宴款待，對他說：“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加封他為太師、尚書令，后又賜姓名李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為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然而，朱友謙同郭崇韜一樣，也得罪了宦官和伶人。這些人向朱友謙索要賄賂，開始朱友謙還盡量滿足他們，可這些人欲壑難填，當朱友謙無法滿足他們時，這些人就開始對朱友謙進行誣陷，說他和郭崇韜串通謀反。朱友謙親自入朝覲見李存勖，為自己洗白。可李存勖還是聽信了讒言，將他和身邊的幾個兒子殺死，并派使者去河中將他滿門抄斬。朱友謙的妻子率宗族二百余人赴死，臨刑前，她拿出“鐵券”對使者說：“皇帝所賜也！”行刑時，“百口涂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
李嗣源是晉王李克用（李存勖之父）的養子，在隨李存勖征伐后梁的戰斗中，屢立戰功。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稱帝，李嗣源進拜檢校太傅，兼任侍中。在同后梁軍隊決戰的關鍵時刻，李嗣源率軍為前鋒，大敗后梁軍隊，擒殺驍將王彥章，攻克汴州，迎接李存勖入城。李存勖拉著李嗣源的衣服說：“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并加封李嗣源為中書令。次年李存勖在南郊祭天，賜李嗣源“鐵券”，進位為太尉。
李嗣源率軍鎮守北方，擊敗契丹，但李存勖對他的猜忌卻不斷加深。特別是郭崇韜和朱友謙被殺后，李存勖專門派諸軍馬步都虞侯朱守殷去監視李嗣源，但朱守殷卻私下警告李嗣源說：“德業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振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后唐同光四年（926年），魏博戍卒發生叛亂，李存勖命李嗣源率軍平叛，但軍隊發生嘩變，擁立李嗣源為帝，回師攻入洛陽，李存勖被亂軍殺死。李嗣源躲過一死，登基做了皇帝。
如果不是發生兵變，李嗣源的結局可能同郭崇韜和朱友謙一樣。郭崇韜、朱友謙和李嗣源為后唐建立下了蓋世功勞，但郭崇韜和朱友謙都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所謂的“鐵券”也并沒有能夠讓他們“免死”。李嗣源做了皇帝后，曾專門就此問翰林學士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趙鳳說：“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李嗣源說：“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郭）崇韜、（李）繼麟（即朱友謙）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厘耳。”說完長久嘆息。由此可見，所謂“免死鐵券”不過是一種權術，在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面前，一切法律特權都是虛幻的。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