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雪陽，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
從尼古拉斯·盧曼的社會理論來看，中國社會這四十年的變遷，是一個社會系統在不斷功能分化的過程。也正是因為社會的功能分化，我們的憲法也隨之進行了很多的修改。
李忠夏教授認為，從經濟系統的角度來說，中國憲法特色可以總結為公私二元經濟體制的功能展開及其內在制約的規范結構。憲法在處理經濟問題時，主要需要回應私有和公有、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如何相契合的問題，我認為這個結論很中肯。現在的問題是，具體如何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融合在一起？這就需要我們不僅研究憲法的政治性，也要研究它的經濟性。
2020年上半年，我發表了一篇題為《重建財產權：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經驗與方向》的文章。這篇文章發現，憲法和憲法學能夠為經濟的發展做很多貢獻。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憲法為經濟發展發揮了“保駕護航”的功能
正如韓大元教授經常強調地那樣，正是因為有了憲法的保駕護航，我國的經濟四十年才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這個結論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不過，憲法這么多條款，究竟哪些條款為經濟護航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呢？我研究后發現，1988年的兩個姊妹條款，第一修正案和第二修正案作用很大，甚至可以稱為是“偉大的憲法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其允許公有制經濟以外的其他經濟形態在中國存在和發展，這才有了今天多種所有制共同推動經濟發展的局面。然而，如果只有第一修正案，我們并不能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因為絕大多數經濟活動都需要在土地上進行，而根據1982年憲法第10條第4款的規定，我們的土地資源是不可以進行交易的，只能通過政府無償劃撥去的。但改革開放后，我們卻不可能給外國的資本和民營資本免費劃撥土地進行使用， 1988年的通過的第二修正案解決這一問題，其建立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的體制，這就為非國有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物理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一修正案和第二修正案確實可以成為是“偉大的憲法姊妹修正案”。
不過，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偉大之處，并不止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物理空間”，其更為偉大的意義在于，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了一種以使用權為核心的穩定、長期且可靠的財產權制度。眾所周知，土地首先是一種自然資源，但其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財產或資本。但一塊土地能否成為一種財產以及稱為何種性質的財產，是由其所在社會制度而不是由大自然來決定。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偉大之處在于，其不僅為非公有制經濟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提供了制度通道，而且賦予了作為財產權的建設用地使用權及其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以抵押權，這就吸引和鼓勵了金融機構快速地進入到土地財產領域，為各種各樣的土地使用權人提供了有效的融資渠道。由此，以（國有）土地開發為基礎的建設、生產和消費機制得以建立，經濟發展得以起步。
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在于，建立了“以地生財”為核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模式。這種總結很形象，但并不準確，因為這里的“地”并不是泛指“土地資源”，而是指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將財產權制度重新擴展到土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領域，恢復了土地的資產和資本屬性，從而啟動了經濟發展的引擎，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城市的擴展和財富的增加。
還有意見認為，中國城市偉大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制度——“土地財政”。這種認識看上去也頗具解釋力，但對我國土地制度改革基本經驗的總結存在著嚴重偏差，信用雖然具有偉大的力量，但它不能無中生有。信用的本質是對使用別人資本的許可。改革開放以后，能夠為我國快速的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提供最初信用機制的，并不是土地資源本身（因為這些土地資源一直在我國的領土范圍之內），更不是“以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和低征高賣為基礎的土地財政”，而是土地財產權制度。從真實世界的運行來看，真正給各類開發者、投資者以及金融機構以投資信心的信用機制，并不是當時的中國政府自身的信用，也不是土壤或土地所在的區位自然產生的信用，而是土地財產權建立之后其自身所蘊含的內在資本價值所建立的信用。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國內外的金融機構為何敢于（并樂于）接受地方政府、土地開發商、普通工商業企業以及購房者，以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及其地上附著物為抵押的貸款申請，也才能夠理解為何中國人民一直勤勞勇敢，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卻發生在近四十年這一社會現象。
另外，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二修正案的偉大之處，還在于它們可以回答“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怎么融合，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怎么融合，到底能不能融合”等問題。在中國以外的很多地方，人們通常持有一種“只有在私有制基礎上才可以進行市場經濟建設”的觀念或認識。但是我們中國的經驗打破了這個教條主義的認識。中國憲法和土地制度改革和發展表明，只要認真的對待產權的層次性，建立長期、穩定且可靠的土地使用權制度，市場經濟同樣可以建設和發展。如果再加上一個法治，加上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良好的維護，那么我們就可以在所有權和公有制不動的基礎上，通過兩權分離，乃至三權分離把市場經濟跟公有制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我覺得這是我們經濟憲法中“中國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憲法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誠如很多學者觀察到地那樣，“規定了很多經濟制度條款”確實是中國憲法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憲法是不是不應該規定這些條款”雖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見仁見智，不可能會有標準答案。從憲法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更關注的是，憲法中的這些經濟制度條款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哪些影響。
張翔教授有個很著名的觀點，即“憲法是一個框架秩序，允許政治、經濟以及其他部門法在這個框架內部來進行形成和發展”。李忠夏教授進一步指出“憲法的框架秩序里面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任務，一個是合憲控制”。這些觀點都非常重要。不過，最近在研究成片開發征收制度的合憲性過程中，我發現憲法學除了指出憲法的上述功能之外，還需要更進一步識別以下內容，即，現行憲法為經濟的運行和經濟領域相關法律的運行，設定了哪些需要進一步發展要求（比如可以叫做“內容規定性規范”，林彥教授將其成為是“通過法律發展憲法”），以及哪些不能逾越或突破的邊界（可以將這一類規范稱為是“邊界控制性規范”）。將這些規范的性質和功能理清之后，我們就可以明確現行憲法為經濟運行所設定的基本秩序，那么黃卉教授所講的“憲法怎么開展經濟問題研究”問題，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憲法學也可以更好地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我個人的意見，在我國憲法為部門法和經濟發展所設定的框架里，存在一個根本決斷，即，“要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成富強、美麗、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內容設定方面的一個根本的決斷，但是具體到不同的領域，比如我近幾年研究的土地領域，可能還有一些比較具體的目標，那就是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在邊界控制性規范里面也包括兩種類型，一種就是張守文教授講的（韓大元老師的文章里面也提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款應該屬于邊界控制性規范里面最根本的、統領性的規范，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經營自主權、財產權規范，也很重要。但具體如何排序，將這些規范排列成一個內容融貫、邏輯一致的規范體系，還需要深入研究。
三、經濟發展對憲法和憲法學的要求
另外，在憲法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還要注意一點，即憲法學應當盡可能的通過憲法解釋降低經濟運行的制度性成本，盡可能推動憲法經濟條款更加適應這個社會的變化。近四十年來，我國社會變化太快了，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這種快速的社會變化還會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而繼續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傳統上對憲法里面的那些經濟制度條款的解釋和認識，可能都需要重新反思。如果不反思，依然僵化地持有教條主義的看法，那么憲法學很難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撐，憲法所做出的“要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終建成富強、美麗、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根本決斷也很難實現。
比如，公有制當然重要，是我國的基本制度，沒有取消也不應該取消。但是公有制的實現方式是可以進行討論的，在傳統公有制中，我們對國有經濟的認識是必須“國有國營”，到90年代末期，我們的認識轉變為“國有但不一定需要國家親自經營管理”；再到后來“國有”轉變為“國家必須絕對控股某個企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后，“國有”轉變為“國家可以相對控股某個企業”，到今天，隨著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我們又認為，“國家只要參股，能夠進入到董事會里面影響企業的決策”，這也屬于公有制實現的一種方式，最近我們社保基金在股市上賺了那么多錢，就是在對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突破性認識基礎上才實現的。如果持有那種計劃經濟時代那種僵化教條的公有制看法，公有制和國有經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種規模，也不可能具有今天如何之大的影響力。
（本文系筆者2020年9月4日在第十六屆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改編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