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事執行制度的發展呈現出這樣一種基本的脈絡，即根據執行實踐的演進，通過不斷摸索，逐步建立起極具本土色彩的執行制度。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建構和發展的基本方式——所謂”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時期民事執行制度的構建可以說是典型的經驗主義“體感時代”。
在這一時期或過程中，執行實踐的豐富性程度（執行實踐的豐富性程度又是由當時的經濟關系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也就決定了執行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程度。限于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關系的樣態、社會對執行的需求程度，制度借鑒認識上的障礙，制度構建者不大可能構建一個超越經驗感知的，體系化的執行制度。而是從解決實際問題，從“體感”的角度，從提高執行效率的單向觀念出發，探求執行制度的建立。這樣的制度是當時執行環境的反映，自然也就不可能滿足現代執行制度的需要。
在社會發展的新時代，我們不能再僅僅依賴于我們對實踐的“體感”來建構與時代相適應的制度。因為“體感”總是對過去社會狀態的感知，“體感”因此受制于過去。依靠“體感”構建起來的制度一開始就是滯后于時代的產物。制度建構需要考慮現實和未來。在現代民事執行制度建構過程，我們應當勇敢地告別“體感時代”。
制度的建構應當是理性的。與“體感時代”揮手再見，我們要邁進的是制度建構理性的時代。制度的理性建構需要有理論的指導。然而，我們在這方面恰恰是缺失的。應當承認，所有的理論都是源于實踐。但如果能夠借鑒他人在實踐中形成的，并且經過不斷實踐檢驗的體系化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則無疑是最有效率的。這也是社會開放的最重要價值之一。
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開放程度不高，且基于觀念認識上的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制的建構中不可能對國外或域外同類制度及體系有較高的借鑒度。尤其是執行制度的構建方面，因為司法制度的政治性因素，因而更強調制度的本土性，強調實踐摸索和經驗感知。鑒于當時人們的非常有限的知識儲備、研究條件和能力，人們也不大可能去研究他國的制度、經驗和理論，并用于我國執行救濟制度的建構，指導其實踐。
正是由于我們沒有借鑒國外的制度建構經驗，深度研究其相應的制度理論基礎，也就錯過了站在知識和理論的高度檢視我們制度建構的最佳時機。以“體感”的方式 “摸著石頭過河”，總是一種具體的、局部的和經驗感知上的探求方式，不可能從宏觀上、體系上對制度建構予以關照，因此，制度不整合、不協調、不統一的現象也就必然存在。當然，這種探求方式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是歷史的必然。如同我國的城市建設一樣，早期我們也不大可能意識到城市規劃的重要，也不了解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要求和理論。而且，與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聯系越緊密，其制度和理論的借鑒就越被輕視。比較而言，在實體法方面，例如民法，對國外制度和理論的借鑒，相較而言，就比民事程序法領域開放得多。在那個時期，與司法相關的體系化的借鑒更容易被意識形態觀念所果斷地阻卻。
應當承認，由于執行制度與司法實踐的聯系更加緊密，因此，人們以往對執行問題的關注，更多地是從實務技術層面對待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以解決具體的實踐問題為導向。實務工作者一般不會更多地從理論層面探討制度深層問題。與民事訴訟法的諸多被邊緣化（并非完全是人們的主觀選擇，主要是研究大勢以及法學研究的理論性本身所致。）的分支學科（例如，仲裁、人民調解、公證等）同樣，關注和研究執行問題的也主要是實務工作者群體——一些長期從事執行工作的，有經驗的專家們。基于執行的高度實踐性、多學科的交叉性，價值對研究效益的顧及，一般從事民事訴訟法學的學者也不太愿意給予執行以更多的關注，使得執行理論的研究一直處于薄弱狀態。
正是基于這些原因，我們能夠給予現代民事執行制度的理論支持就非常有限，我們對于民事執行制度的認識依然停留在“體感時代”，也必然阻礙民事執行法的現代建構。因此，作為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工作者應當更多地投入到民事執行法的理論研究當中。則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民事執行法的比較法研究。雖然每一個國家的制度形成都與特點的環境有直接關系，但由于經濟關系、人們心理和經濟行為的共性，制度建構和運作當中也必然體現其共性，有其規律性，也就是所謂原理。對這些共性和規律的認識正是我們制度建構所需要的基本材料。我們不是為了“中國特色”，而制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事執行制度。這是一種理性的態度，是我國民事執行法所應當秉持的態度。
2019年6月5日于清華荷清苑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