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高奇琦，華東政法大學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指數研究院院長、教授；杜歡，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201620）。
內容提要：更高程度的民主以更先進的科技文明作為基礎，這由民主自身的理論邏輯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邏輯共同決定。從比較視野來看，工業文明條件下誕生的代議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條件下，同樣需要協商民主等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來彌補其全面性的不足。全過程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特征，同時也是人民民主發展的本質要求。從理論邏輯來看，全過程民主具有“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特點，并且最終體現為中國式民主相對于西方民主的制度優勢。智能文明的發展可以為全過程民主提供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堅實的技術支撐，這就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新的命題。在智能技術的助力下，全過程民主能夠更好地將中國民主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并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新的方案和選擇。
關 鍵 詞：全過程民主/智能文明/人民民主/制度優勢/治理效能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政府推動企業家精神培育的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BZZ087)的階段性成果。
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結束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對于中國民主政治作出了新的深刻論斷：“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①這一重要論斷所提出的“全過程的民主”是對人民民主的最新總結，同時也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對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提出的總體要求。從理論上來看，在人類社會進入智能文明的背景下，全過程民主的發展也將具有更加普遍性的意義。本文試圖從歷史和理論邏輯出發，深入分析智能文明發展對于全過程民主的背景性意義，并由此探究全過程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智能技術基礎和實踐路徑。
一、技術文明迭代與民主的全過程性發展
對于民主進行基本的溯源性考察，可以發現民主概念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的張力，這種張力決定了民主的實現需要社會進步和文明作為支撐，因此民主的真正實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從歷史發展來看，民主從古代到現代的發展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支撐，并且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等不同的發展階段，民主政治日益呈現出對于“全過程性”的要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認為，根據希臘時期的詞源考察，民主中的人民(Demo)具有兩種意涵：“廣義來說，人民包含了社會中的所有成員，至于狹義中的人民，指的是非精英階層。……由廣義的‘人民’施行統治，是民主的目的(Telos)。”②按照這種界定，人民分為廣義的“全體人民”和狹義的“非精英的人民”，兩者的差異便導致了一種“目的式”(Telic)的民主觀念：即民主應當致力于克服存在于精英和平民之間的不平等。由此，民主就成了一個達成目的的“過程”，即縮小精英與平民的差距，讓民主擴及更多平民。由此可見，民主本身從一開始就設定了讓民主拓展至全體人民的基本發展目標，但是這種目標的實現程度則取決于人類自身的社會結構、物質條件和文明程度。質言之，民主發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結構。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民主概念本身的這種歧義引發了關于民主理論和民主實踐的巨大爭論，同時也決定了民主的實現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西方民主的起源地古希臘，雖然產生了以公民大會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實踐，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所青睞。相反，這些古希臘思想家都將民主作為一種變異的政體，認為民主會導致極端的“暴民統治”，和極端的“寡頭制”一樣，都屬于“變態政體”③。這種主張實際上包含了對于民主實踐主體——平民的政治判斷，即一般的平民限于其理性程度等具體原因而無法有效參與政治生活，因此應當嚴格限制民主的范圍。
這種關于民主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當時的文明條件，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了歷史的主流，使得民主在經歷了早期希臘直接民主的實踐之后，就陷入了長期停滯。但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特別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后，人類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為民主實踐提供了新的基礎和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民主自身所包含的精英與平民的權力差距逐漸縮小，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分配也逐漸惠及更多社會階層，而民主政治也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從具體實踐角度來看，民主的核心問題也逐漸轉化為一種程序性問題，即如何讓盡可能多的民眾產生共同的民主意志。正如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人民要先讓自己有個共同‘意志’(Will)，唯有透過復雜的制度與程序，才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意志。而這些制度與程序又要在社會想象(Social Imaginations)中才有意義。”④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不同社會對于民主的社會想象也呈現出新的形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的實踐形式在西方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開始向以代議制為核心的間接民主方向發展。
同時，科技文明的迭代決定了民主實踐過程的拓展性。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來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同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密切聯系的，而其中最直觀的聯系就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于民主政治的支撐作用。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發展到智能文明，民主政治的實踐方式和制度發展也呈現出越來越全面和完善的基本趨勢。由科學技術發展所決定的社會生產，從根本上為民主政治的拓展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而民主政治本身也逐漸向各個社會階層和各種政治制度層面進行拓展。
例如，古希臘城邦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依然是較為落后的農業和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工商業，而社會制度則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只能局限于城邦的范圍或者城邦的少數公民，其輻射和影響范圍也是極為有限的。究其根本，在農業文明時期，政治實踐受制于技術條件的不足和社會生產的分散性，無法對大規模社會進行有效的統合，因此統治權力往往集中于少數的政治和社會精英手中，而無法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在這種農業文明條件下，根本無法產生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即便產生一定的民主實踐，也僅僅局限于社會精英階層之中。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古典思想家往往都排斥純粹的民主制，而將理想的政體寄希望于貴族制或王道政治上；中國的政治思想家雖然更強調民本政治，但“以民為本”的主體還是帝王和官僚階層⑤。
相比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促進了社會的巨大進步，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面貌。工業文明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其根基就在于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電氣化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這兩次科技變革所引領的兩次工業革命造就了工業文明。正是在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科技迭代和文明進步的條件下，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才真正產生并迅速擴展，并且將古典的直接民主轉變為現代的代議制民主。這種代議制民主的核心理論基礎就在于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對于民主所提出的著名論斷：“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⑥這種“程序性定義”得到了西方學者的普遍接受。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民主化問題時就依據了這種民主定義：“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⑦從理論上看，間接民主在形成民主意志的程序上，突出了選舉和投票的作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精英和平民之間的權力關系，體現了民主的進步。但是代議制民主自身的時代局限，也為民主的進一步拓展提出了內在需求。
二、工業文明與代議制民主的歷史進展
最早開啟工業現代化進程的英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完備的工業國家，特別是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了英國在較長歷史時期內的領先地位。同時，工業文明的發展也促使英國產生了以選舉為基本程序的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并由此成為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模板”。作為闡發代議制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約翰·S.密爾(John S.Mill)并不否認“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體人民參加的政府”，但是現實條件往往無法讓所有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因此“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⑧。現代民主政治所面對的是整體性動員起來的社會大眾，因此核心問題是如何在社會大眾廣泛政治參與的基礎上達成一定的政治妥協，同時又能保證政治秩序的問題，而代議制民主正是基于這種社會發展所作出的一種政治安排。從歷史角度來看，代議制民主是當時時代的產物，具有很強的歷史進步性。關鍵就在于，此前的制度設計無法有效地把大眾的意愿集合在一起。而代議制民主所秉持的“委托—代理”原則和制度，可以通過選舉投票實現民眾階段性的權力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將其權力委托給代理人，進而由代理人進行政治決策。
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較好地實現了議會制這一重要的代議制民主的形式，并且通過殖民擴張使得這一制度成為全世界范圍內最流行的現代政治制度模板。隨后，經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進入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政治上則形成了列強爭霸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過英國，并且逐漸取得了政治上的優勢。美國的開國元勛以總統制和共和制的制度設計限制了純粹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近代以來以人民主權為基本主張的直接民主。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給美國帶來的巨大成功，又使得以總統制為代表的代議制民主逐漸成為西方政治制度發展的模板。與此同時，圍繞選舉和投票產生了現代政黨政治，各個政黨派別圍繞爭取民眾選票和支持而展開的政治競爭，便成為了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之后，英國逐漸形成了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兩黨界分，為了爭奪選民，兩黨的活動范圍不再局限于議會內部，而是在議會之外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組織，逐步形成了現代的群眾型政黨，將政黨組織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來進行競選。
但是，即便是當時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代議民主制，也同樣因為工業革命自身的不足以及工業社會初期的復雜矛盾而呈現出種種亂象。特別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展，導致社會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的社會階級，而社會主義學說和各類批判思潮也隨之風起云涌。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經典作家，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了對議會民主制的批判。當時很多人都將民主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寄希望于方興未艾的議會制度。但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這種對議會制的過度癡迷，不僅夸大了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功用，而且還會掩蓋其階級本質和削弱社會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曾敏銳地指出：“1848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病癥，即議會迷，染有這種病癥的人就變成幻想世界的俘虜，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記憶，失去對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議會制背后的社會實質，即社會中的階級分裂和嚴重的社會矛盾，而真正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并不是議會制，而是社會化大生產的進步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議會制的批判，實際上樹立了民主政治的新目標：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自由發展創造真正的、實質性的人民民主，而非僅僅滿足于具有階級局限的代議制民主。
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第二次工業革命提升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調節能力，而代議制民主在政治競爭、群眾動員和民眾抗爭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實現了進一步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其背后的階級矛盾。這集中體現在選舉權利的逐漸擴展上，即民眾逐步實現了全民普選權。這種普選權的擴展，實際上也回應了社會主義學說的批判，促進了民主權利逐漸普惠至一般平民。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構成了工業文明相對于農業文明的進步。如果說代議制所選舉出來的議員、總統等政治精英代表了農業文明遺留下來的傳統，那么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一般民眾則代表了工業文明條件下民主進一步拓展的新興力量。這兩種政治力量通過選舉制度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但遠遠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所呼吁的實質性的權利平等。特別是由于西方民主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固化為選舉程序，因此導致在選舉間歇期間，一般民眾對于政治精英的決策和執政狀況缺乏監督，同時也對一般的政治過程缺乏有效的參與，這也就形成了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局限。然而，這種局限是工業文明造成的。當人類社會進入到信息文明時代，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主流趨勢都是為了彌補代議制的這種缺陷，并促進民主在形式、過程和覆蓋面方面實現進一步的發展。
從歷史發展不難看出，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和轉型是隨著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發展而逐步進行的。根據亨廷頓的總結，民主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次民主化長波出現在1828—1926年，而第一次回潮則是1922—1942年；第二次民主化短波出現于1943—1962年，而第二次回潮的時段為1958—1975年；繼之而起的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之后⑩。從工業革命的角度來看，第一波民主化出現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整個時期，這一階段民主化的成果是西方主要國家完成了民主化的過程，并為世界范圍內的民主發展樹立了西方模板。無論是英國的議會制還是美國的總統制，都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了較大范圍的傳播，而這種傳播無疑與兩次工業革命具有密切的關系，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社會交往條件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和動力。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民主化的回潮和第二波民主化的發展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化，西方代議制民主依然在全世界范圍內繼續傳播。
三、信息文明與代議制民主的替代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了“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的同時，科學技術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實現了革命性發展。由此，人類社會逐漸進入到信息文明時代。以信息和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紀40年代自美國興起，隨著戰后和平時期的到來，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這次科技革命的持續時間較長，早期主要以信息通信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為主要代表。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信息技術革命進入到互聯網的革命性發展時期，人類社會通過互聯網技術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進一步推動人類文明進入到信息文明時代。
從歷史時段來看，在第二次民主化短波接近尾聲和第三波民主化開始的同時，信息社會正在逐步發展并日益凸顯出其巨大的社會變革力。這一時期的民主化仍然以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傳播為基本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現代化國家仍然掌握著世界政治話語權，而因民主化出現的新興現代化國家正處于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初期階段，也容易接受以西方為模板的代議制民主。但是，對于這些剛剛完成民族解放和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并不均衡，有的國家甚至仍然處于以農業文明為主的發展階段。因此，這一時期的民主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反復和波折。從根本上看，這是由于各國的國情，包括科技水平、生產力條件、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傳統等具體狀況的巨大差異所造成的。
反觀西方世界，特別是在西方民主國家內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就開始出現各種批評代議制民主的理論。這些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工業文明的反思，特別是對發達工業社會中人的異化和社會統治的精英化、寡頭化的反思。由此，選舉或競爭民主也就越來越被認為是民主“‘最低限度’的定義”(11)。而西方學者也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替代性的民主理論，例如卡羅爾·佩特曼(Carole Pateman)等人自1970年來所提出和發展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佩特曼看來，“直到參與式民主得到仔細的檢視，參與民主實現的可能性得到批評，我們才能夠知道民主理論中還有多少‘未竟的事業’，或類似的事業”(12)。這種理論的基本著眼點，便集中于改變選舉式民主的精英化取向，為平民的政治參與和民主權利提供更廣泛的程序和過程。這種民主理論的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便逐漸集中表現為西方協商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ies)的興起。協商民主的思潮伴隨著共和主義民主的復興，都是對代議制民主的批評和修正。換言之，這些理論家都希望可以喚醒傳統的共和主義或者古希臘政治中直接民主的一些因子，從而彌補代議制民主或選舉式民主的固有缺陷。
綜合而言，當代政治理論流派對于代議制民主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代議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信賴大眾，實行的是精英統治，政府往往被少數政治精英所把持，普通民眾則被排斥在外。其次，代議制民主是一種初級民主，僅僅是為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狀況而采取的臨時性選擇，一旦社會條件成熟就應當向著直接民主的方向努力。再次，代議制民主具有虛偽性，并不能夠給廣大民眾帶來真正的自由，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允許所有人參與政治并且給所有人以自由。這種對于民主發展的“原教旨主義”立場，實際上說明了民眾廣泛參與日常政治的重要性。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民主發展的本意是超越政治排斥，建立公民參與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如果公民只能以民主選舉的方式向代表賦權，而不能通過選舉之外的主動方式影響政策過程，這將造成民主政治的異化。”(13)
更為重要的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對代議制民主的批評，恰恰與信息文明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信息文明的早期代表是以電視廣播和衛星通信為主的信息傳播技術以及計算機技術，這一階段的民主政治同普通民眾的聯系也更加密切。人們可以通過便利的通信技術和媒體傳播迅速獲得政治信息并對政治過程進行監督。約翰·基恩(John Keane)曾經以傳播技術來劃分民主發展的歷史階段，他認為代議制民主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礎之上，而在信息革命和媒體技術的支撐下，新的民主形式應當是參與更為廣泛的“監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14)。實際上，早在信息革命初期，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已經提出：“利用先進的計算機、人造衛星、電話、有線電視、投票技術以及其他工具，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開始作出自己的許多政治決定。”(15)隨著信息革命進入到第二階段，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引發了人類生活形態的巨大變化，這種革命性影響具有非常強烈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在互聯網技術的條件下，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媒體更加容易形成，這就使得個體越來越成為民主活動的中心，而無需事無巨細都通過委托代理人來實行。在這種背景下，民主政治發展和新的民主思潮都是圍繞著被喚醒的個體而展開的，并逐漸推動西方協商民主等理論的形成，為直接民主的實踐提供了基本的技術條件。
由此可見，這些針對代議制民主的替代性選擇，具有共同的理論導向和實踐特征：一方面要彌補選舉期間民主政治參與的不足，將民主程序和民主實踐擴展至政治過程的更多方面，而不僅僅局限于選舉政治；另一方面則是要讓更多的民眾參與到各種政治過程之中，提高民主的普遍性和覆蓋面。不難看出，這種民主的發展和對直接性民主參與的強調，是與信息文明的發展緊密相關的。換言之，在工業文明時期，每個人所享受到的政治公共產品也猶如工業革命所提供的產品一樣，整齊劃一且成本低廉，同時又可以保障每個人都擁有基本相同的初級權利。但是，這樣的產品并不能夠滿足每個人的精準需求，也不能保證更高的質量和品質。而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政治公共物品開始能夠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地滿足不同個體或群體的政治訴求，這是信息革命為人類民主政治發展所帶來的一個重要的革命性變化。
進而言之，在信息文明時代，民主政治正在向著更加普遍和全面的方向發展，這一方面是在回歸民主的本源性意義，同時也是在新的科技文明基礎之上開辟了新的景象。在此前的發達工業社會，社會運行和管理的基本特征，是每一個人猶如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所表現的那樣，成為社會機器的固化零件。或者說，每個社會成員都可能成為馬爾庫塞所描述的“單向度的人”(16)，在既定的選舉框架下機械地做出投票的舉動，而不去思考民主政治的真正意義和社會的整體福祉。但是，在信息文明社會，每個人的民主權利和政治主張都有條件在現實政治中充分實現，他們可以不再通過代理人來實現自己的主張，可以隨時隨地地參與到政治進程當中去，這就是信息革命給民主的“全過程性”發展所帶來的新的需求和希望。隨著人類社會向著智能文明階段邁進，全過程民主的實踐更迎來了新的前景和空間。
四、智能文明與全過程民主的中國特點
信息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催生了新的移動互聯網革命，在移動互聯網發展的基礎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取得了迅猛發展，推動人類站在了智能革命的門檻之上。由智能革命所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發展，這次革命中最重要的技術是智能技術和區塊鏈技術等。智能技術包括人工智能技術、生物智能技術和超級智能技術。智能技術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動未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尤其是避免了傳統的勞動力局限，使得由人創造的機器可以仿照人的思維模式和生產方式去生產新的物品。而區塊鏈技術則在更大程度上意味著生產關系的變革，將對人類社會的關系重塑造成革命性的影響，并且有助于解決智能技術所帶來的隱私問題、安全問題和公平問題等。在這兩種主要技術的推動下，人類社會將迎來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即智能文明階段。目前，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為民主政治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已經在西方世界引發了相應的學術討論(17)。
從前述歷史比較的視野來看，在智能文明的條件下，民主政治也將會朝著全過程民主的方向繼續發展和完善。工業文明條件下誕生的代議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條件下，需要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來彌補其不足，并且將民主實踐擴展到更廣泛的人民主體上。盡管西方國家掌握了現代民主政治的主流話語權，仍然強調所謂的選舉和代議制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但是民主實踐及其技術條件已經要求超越選舉和代議制民主，向更為廣泛的實質性民主方向發展。這種實質性民主一方面需要消弭政治精英和平民大眾之間的權力差距，另一方面也要消弭社會各階層在社會財富和地位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而這種追求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對于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的主張，同時也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需要由經濟社會基礎所決定的基本判斷。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具有與它本身的意義不同的意義。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只是整體人民的環節。”(18)讓每一個民主環節真正成為“整體人民”能夠參與和掌握的具體過程，乃是人民民主發展的基本要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秉持的人民民主理念和正在發展的協商民主實踐，正體現了這種對于“真正民主制”的追求。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應當在民主政治領域順應智能文明所帶來的變革趨勢和內在要求，進一步推動全過程民主的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在智能革命中所取得的優勢同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全過程民主的發展效能。中國在農業文明時期長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但也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帶來了相當程度的路徑依賴和歷史難題。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使中國逐漸趕上了世界現代化的腳步，并且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革命性發展中逐步走到世界的最前沿。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國擁有活躍的市場和極其龐大的用戶數量，為大數據的生產和智能技術的社會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由此，在智能文明初期，中國首次與西方發達國家同時站在智能革命的門檻上，具有了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科技競爭的基本力量。相較而言，美國的主要優勢在于其掌握了一系列人工智能的高端技術創新以及標準制定的主導權，但是中國的主要優勢則在于海量的用戶數據、統一活躍的市場和政府的大力支持(19)。因此，中美雙方在智能技術發展的主導權方面已經開始了日益明顯的爭奪，但是從更為廣義的智能文明的發展角度來看，中美或中西之間的競爭并不僅僅體現在新興的智能技術上，而更多體現為智能技術影響下的社會政治的發展上。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礎上，新型民主模式應當向著全過程民主的方向發展，從而彌補代議制民主的固有缺陷，真正推動民主政治向著更加全面和實質的方向發展。
整體來看，在人類社會開始進入到新的智能文明的背景下，應當充分利用智能技術和相應的社會條件，推動全過程民主這一更高實踐形式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而言，同時兼具智能社會基礎和全過程民主條件的中國將變得更為重要，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制度建設則可能成為全過程民主的新典范。全過程民主是基于“中國式民主”的最新理論總結，契合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要求。全過程民主的核心要義在于“全過程性”，基本問題就在于將民主原則貫穿于政治實踐的全過程，將民主程序內化于制度建設的全過程，將民主權利普惠至公民個體和作為整體的人民。具體而言，基于中國實踐而發展起來的全過程民主，具有以下方面的基本制度特點：
第一，全過程民主具有“全局性”，體現為五大民主形式的有機統一。黨的十九大報告將人民參與的民主過程總結為五個方面：“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20)相較于以往的四大民主，這一表述增加了“民主協商”，從而表明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和監督民主已經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五種主要形式。這五大形式涵括了民主實踐的基本方面，形成了各種民主形式相互支撐和互為補充的基本格局。例如，作為中國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協商民主以“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來彌補票決與選舉對抗的不足，可以充分拓展民主實踐的空間和有效性。從更廣義的角度而言，“中國的民主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選舉上，還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21)。在政治制度領域，全過程民主也體現為不同黨政機構和制度模塊之間的相互支撐，既涵蓋了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等基本政治領域，同時也涵蓋了各個行政層級。
從全局性的角度來看，對整個社會和政治進程進行準確的宏觀調控以及對于具體的公共事務進行精細化的科學決策，長期以來都存在相當的技術難度。但是，通過新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算法，可以對社會中復雜的決策因素和變量進行更好的捕捉和判斷，從而更大程度地優化整體性的民主架構和決策模式，提高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平。在智能文明新的基礎上，人工智能的要義在于算法將人類的規則進一步固定化，可以通過機器模型來簡化人的決策模式，從而提高運作效率，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礎上全局性可以更好地得到體現。
第二，全過程民主具有“全程性”，構成程序性與實質性的有機統一。民主實踐需要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安排，同時更需要在實質意義上保障民眾的民主參與。更為重要的是，從實質民主的角度來看，民主并不是一選了事，也不是一票了之，在選舉和投票之后仍然需要保障民眾的基本民主參與。因此，全過程民主強調在整個政治過程中，包括政府產生、官員任命、政策決定、政策執行、績效評估等各個環節，都需要貫徹民主原則和民主實踐。例如，在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方面，中國的民主實踐就特別強調民主程序和民主實質的統一。楊光斌認為，中國的政策過程追求“共識民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注重全過程性而非一次性票決(22)。因此，民主既需要嚴肅的規則和程序，同時也要使程序并不僅僅局限于選舉和投票，還應當在整個政治過程中得到體現并真正落實。
然而，真正實現“全程性”需要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在不增加過多決策和協商成本的基礎上，更大程度地拓展民眾參與的民主程序。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大大降低民主參與和民意集合的成本。智能技術不僅能夠有效提高投票和統計的效率，同時也能夠提升協商的效率。例如，可以通過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分析民眾表達的觀點及其關鍵詞，進而通過相關的算法將民眾的意愿進行更有效的加總。傳統的立法聽證無法以較低成本對民眾的意愿進行有效的集合，但在智能技術的支持下，不僅可以增加民眾參與立法的互動性，同時也能夠提升意愿加總和個體性分析的效率，且目前的技術條件已經完全可行。中國對人工智能進行初步規劃時，便明確提出要“加強政務信息資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準預測，暢通政府與公眾的交互渠道”(23)。
第三，全過程民主具有“全民性”，促進各階層民眾權利的有機統一。全過程民主的主體是人民，就人民的內涵而言，既包括作為公民個體的人民，也包括作為整體的人民。人民民主所強調的不僅僅是個體的權利，同時也強調作為整體的人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相較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始終強調民主的全民性，這是一種更加全面和徹底的民主追求。從這個角度而言，全過程民主不僅體現為形式和程序的全面性，更體現為對最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由于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依然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的問題，因此，不同階層和地區的民眾在民主需求、民主參與和民主權利上的實際狀況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這種狀況不應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障礙，相反，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出發點，通過全過程民主的實踐促進民主權利在全民范圍內的有機統一。
因此，全過程民主既需要服務于作為整體的人民，也需要服務于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工業文明只能提供規模化、“千篇一律”的民主，公民只能通過選票來表達政治訴求。而通過智能技術的應用，可以利用信息數據和算法的力量做到“千人千面”，即更加精準地把握每個公民的政治意圖和公共服務需求。在此基礎上，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得到充分實現。此外，應用智能技術的公共服務還可以做到個性化和精準化，在算法設定上對于弱勢群體進行傾斜和援助，從而促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只有滿足了不同地區、階層和類別的群體需求，民主的“全民性”才能夠真正得以實現。
五、全過程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智能前景
上述三個方面的主要制度特點，實際上是對我國所堅持的人民民主在形式、程序和范圍等方面的基本總結，而這些特征均可以用“全過程”這樣鮮明形象的概念來加以概括。歸根結底，全過程民主實際上是人民民主在國家治理體系層面的基本表現，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對實質民主的追求。綜合世界范圍內民主政治的發展邏輯和中國式民主的發展實踐可以看到，中國制度自信的關鍵，就在于中國的民主發展符合人民民主的本源要求，在國家治理層面建構全過程民主的各種制度體系和程序政策。正是由于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形成的“全過程民主”具有上文闡述的理論品格，圍繞全過程民主所構建的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和開展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便具有了深厚的理論根源和鮮明的制度優勢。在智能文明日新月異的發展背景下，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呈現出更鮮明的時代特征，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樣，我們也需要深入研究全過程民主的理論、制度及其重要性，從全球比較和智能文明的視野深入認識全過程民主的制度特色和發展空間。
第一，中國制度建設將更加充分地貫徹全過程民主的原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擘畫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列出了各個方面的制度建設目標和任務(24)。這些制度建設最終要實現的便是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而歸結到最基本的原則上，就是要貫徹人民民主的原則并將其體現到制度建設的全過程之中。有學者認為，全過程的民主的基本優勢包括“重形式程序的閉路循環”“強調實質內容的全面有序”“提倡不同層級的上下聯動”“強化各類主體的關系耦合”以及“彰顯國家治理的良好成效”(25)。因此，中國的制度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圍繞著全過程民主的特征和原則進行的，最終也需要充分發揮全過程民主的鮮明特色和基本優勢。可以說，全過程民主是中國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中國制度能夠體現出巨大的制度優越性的根本所在。
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深入研究全過程民主的理論生長點及其技術基礎。全過程民主是對中國民主政治新的理論總結，并且會隨著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而呈現出新的理論生長點。一是在中西比較的理論視野中探究全過程民主的本源，充分發掘其理論實質和先進性；二是提升全過程民主的學理化高度，并由此引領和超越關于中國式民主的理論爭議。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理論發展不僅要對民主本身進行進一步的學理化研究，更要深入研究智能技術對民主的影響以及如何運用智能技術支持全過程民主的進一步有效實現。同時，應當更具前瞻性地重視區塊鏈在民主效能提升中的作用，因為區塊鏈的本質便是人類社會交往的規則重構。目前來看，區塊鏈2.0的主要表現便是智能合約，而社會整體的契約程度可以在智能合約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提高，從而對于未來的民主運作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制度的治理效能是體現全過程民主優勢的根本旨歸。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充分實現中國的制度優勢和不斷提升治理效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成熟和完善的基本內涵。西方民主制度片面追求“選戰取勝”乃至惡性競爭，對施政和治理過程缺乏有效的民主參與和監督，由此在很多國家造成了社會撕裂、效率低下和政治動蕩等惡性后果。而中國在穩健的制度建設中逐步發揮全過程民主的巨大優勢，實現了社會團結、治理高效和政治穩定，體現了全過程民主在制度實踐方面的基本效能。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提出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個標準(26)，這些標準的核心就在于全體人民的有效參與和制度效能的發揮。在全球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日益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民主制度是否能在整個政治過程中發揮出治理的效能，是否能夠體現出制度的有效性。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將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更強大的治理效能，將會是未來我國民主政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所在。
因此，應當結合智能文明的特性積極發揮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優越性。全過程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制度實踐的效能，而效能的發揮則有賴于具體的程序和技術：一是人民民主和實質民主如何在程序和操作層面得到更切實的實現，并且有效降低民主程序的運行成本；二是不同領域和不同層級的民主制度和機制如何實現協調和有機統一，實現信息的高度統一和運作程序的有機統一；三是如何借助智能技術和算法進一步拓展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實踐的覆蓋范圍并提升全民的民主參與程度與質量。在這些機制性問題上，智能技術和區塊鏈技術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智能技術的本質是更高效率的加總，能夠把民眾的意愿進行更好的匯集和分析，但是人們可能會擔心其算法是否公平，因此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特性就顯得至關重要。區塊鏈技術的本質是分布和多中心化，作為區塊鏈構成性技術的分布式賬本和加密技術可以將有效的資源分布在不同的超級節點之中，然后通過加密技術進一步保障公民的隱私權。因此，區塊鏈技術與民主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智能技術與區塊鏈技術相結合，將在民主的全過程實踐以及治理效能的提升中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第三，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實踐可為全球發展貢獻新的方案。全過程民主是一種更先進、更具實質性的民主實踐，而中國圍繞全過程民主所構建的基本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也將會在未來發展中體現出更大的制度優勢。優勢體現于比較，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制度比較將會成為未來全球政治發展的基本主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方面需要繼續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設和優化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實踐，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中國制度優勢的彰顯來對全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改變制度上的“挨罵”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全過程民主實際上鮮明地體現了中國民主在操作層面的特征和經驗，而從技術層面來探索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則能夠產生更廣泛的借鑒意義。同時，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對于人工智能實現更好的治理，也需要更加靈活和包容的國際合作(27)。而對于智能技術發展的全球協調，同樣也需要進一步拓展民主治理的國際空間。
因此，應當在智能文明的背景下穩步提升全過程民主的效能，進而主動探索中國制度優勢的全球性意義。可以從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實踐和操作技術層面入手，積極總結中國民主政治的有效經驗和制度措施，為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手段和模式。當然，這種“主動出擊”的關鍵在于，中國需要采取更加穩健的步驟和手段，應當在具體政治實踐中發揮技術優勢和制度效能來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形成積極的經驗總結和示范效應，最后通過國際傳播來穩步提升中國之治的吸引力。可以預見，中國的全過程民主將會伴隨著智能文明的發展而呈現出更加鮮明的理論特色和制度優勢，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秉持的人民民主理念在新的技術條件下能夠凸顯全過程的優勢，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國在智能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因此，中國應當把握民主發展的理論前沿和智能技術發展的時代脈搏，深入推進智能技術與全過程民主的有機結合，通過不斷提升民主實踐的整體制度效能，為人類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智能文明的民主典范。
民主的發展程度與科技文明的背景以及經濟社會基礎有著密切的關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判斷，民主政治的上層建筑從根本上要由物質生產的經濟基礎來決定。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對于民主的實現形式具有深刻的歷史規定性。代議制民主在本質上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悖離了民主的本源意義。因此，在進入信息文明之后，新興民主理論都在重新討論民主的本質和內涵，其核心取向便是將民主實踐拓展至政治生活的更多方面。智能文明的發展，為民主這種“全過程性”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時代背景，而中國則在人民民主和智能技術的發展方面取得了相應的優勢。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礎上，中國的全過程民主可以借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智能技術的支撐，進一步實現其“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當然，目前人類剛剛站在了智能文明的門檻上，未來仍然需要克服諸多的挑戰和解決諸多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盡管全過程民主在中國的實踐初具規模并顯示出一定的制度優勢，但是全過程民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完全實現依然需要一個歷史過程。智能文明為這種歷史過程提供了基本要素，中國需要把握這種時代趨勢，進一步將全過程民主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從而為智能時代的世界民主政治實踐提供更加豐富的方案和選擇。
①《習近平：中國的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新華網2019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6412.htm。
②[加拿大]查爾斯·泰勒：《當代社會中的理性》，蔣馥朵譯，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3-24頁。
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34頁。
④[加拿大]查爾斯·泰勒：《現代社會中的理性》，蔣馥朵譯，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9頁。
⑤在中國的傳統中，“民主”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內涵，即“民之主宰者”，所指的便是“帝王或官吏”這樣的政治統治精英。參見《辭源(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860頁。
⑥[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95-396頁。
⑦[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頁。
⑧[英]約翰·S.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5頁。
⑨[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頁。
⑩[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26頁。
(11)[美]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閆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頁。
(12)[美]卡羅爾·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頁。
(13)高春芽：《正當性與有效性的張力——西方國家代議民主的運行機制及其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6期。
(14)John Kean,Democracy and Media Decadence,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77-108.
(15)[美]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譯，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477頁。
(16)[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17)Dirk Helbing(ed.),Toward Digital Enlightenment:Essays on the Dark and Light Side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Zurich:Springer,2019,pp.73-98.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頁。
(19)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業革命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6期。
(20)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2017年10月27日電。
(21)韓震：《全過程民主制度保證了中國道路的成功》，《社會主義論壇》2019年第12期。
(22)楊光斌：《中國的政策過程追求的是一種共識民主》，《領導科學》2018年第9期。
(23)《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頁。
(24)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5)孫培軍：《充分認識和發揮人民民主的全過程優勢》，《學習時報》2019年11月27日。
(26)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8期。
(27)Wendell Wallach and Gary Marchant,"Toward the Agile and Comprehensive of AI and Robotics",Processing of the IEEE,Vol.107,No.3,2019,pp.5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