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2年畢業于原湖北財經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系，同年攻讀本校法學碩士學位，1985年獲得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并任中南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年到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研修學習，1995年任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客座研究員，1996年任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學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調入清華大學。至今已在清華大學從教20余年。
我熱愛教育，熱愛學術，也熱愛學生。特別喜歡，從來沒有后悔過……我一直就是一心一意地想著當老師當一輩子，沒有想著去做別的。
崢嶸歲月 博觀約取待薄發
1978年，也就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張明楷老師開始了自己的本科生涯。他選擇的是自己覺得比較“新鮮”、“好奇”的法學。而與很多大學生入學后的彷徨不同，張老師在進入大學后的不久便為自己的未來做好了籌劃，“我上了一個星期的大學就想當老師了。可能是覺得當老師很輕松吧。于是我想，要當老師的話就選一門大家都很喜歡的專業，便選擇了刑法。”
明確了自己的目標后，張老師的大學生活是寧靜而充實的，對于知識的渴求成為了他以及那個年代很多人大學生活的鮮明主線。
那時候課余活動不像現在這么多，他們當年并沒有組織過新生舞會，也沒有舉辦過男生節、女生節。“連圣誕節都不會過”，他說，“我們那時候也只有法定的節日，比如十一國慶、元旦，這兩個節日會放假。其他的（傳統節日），即使是像中秋節、端午節這樣的，也不放假。”
如果說當時有什么娛樂方式的話，大概就是周日（那時周六也是工作日）班上團支部偶爾會組織的看電影、郊游等活動了。“一個學期大概能看三場左右的電影，”張老師回憶道，“別的也沒什么了。”因為當時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班上的很多同學都是高中畢業好幾年才上的大學，所以大家對于來之不易的機會都倍加珍惜。學校通常只將課程排在上午，在下午和晚上，以及節假日里，同學們則選擇去圖書館溫習一天的功課。
值得一提的是，在繁重的課業之外，張老師還一直保持著運動的習慣。當時學校鼓勵大家早上跑步，很多同學偷懶就不肯早起跑步了，張老師卻一直堅持了下來。“我比較喜歡跑步”，他說，“每天早晨6點鐘，學校廣播一響，我起來了就到操場跑幾圈，跑個2000米左右”,不管春夏秋冬。除了晨跑，他還會在每天晚上5點前后再去鍛煉。日復一日，這種長期的堅持不僅給老師帶來了運動的好習慣，還讓他在長跑領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他后來成為了學校的長跑運動員，在校級的比賽中都取得過良好的名次，鍛煉的習慣則一直伴隨他走到今天。
技術革新在帶來人與人間交流方式的全方位變革的同時，也讓想象當年的通訊手段變得有些困難。張老師回憶起當年的交流方式時說，“當時沒電話，沒手機，什么都沒有”——幾乎是一窮二白。如果實在需要和家人朋友聯系的話，就會偶爾寫寫信。以前的同事去武漢找他都不會提前打招呼，因為通訊實在是不方便。
而在現實生活中，與其他同學的交往則主要是通過課堂。當年老師所在的大學是統一排課的，不同于現在清華這樣的自由選課機制。一來二往，一個課堂上的面孔也就漸漸熟悉了。還有通過哲學、中共黨史這些大課堂認識的外系同學。“但很有限”，他補充說，同學們還是以各自學習為主。用今日的標準衡量，那時的社交終究還是有些寡淡而稀薄的：“認識班上以外的人很少”，同一個專業的上下年級也不能全都認識。有的雖然臉熟，知道是自己的學長、學姐，但就是叫不出名字來。
課堂以外，得益于老師的一手好字，他還一直在系里的團總支承擔宣傳工作，負責辦法學院的一些板報，并參加相關的評比活動。“那時候哪有打印的板報啊，全是手寫”。他和幾個同學一起，用毛筆在白紙上寫寫畫畫，貼在墻上，便是一大板的板報，“常常獲獎”。說到這里，老師的嘴角禁不住地上揚起來，仿佛當時的畫面就在眼前，“不過，那也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年少的往事似乎變得遙不可及，但時間的洗滌卻沒有絲毫沖淡當年的情誼。前不久，老師參加了本科同學入學40周年紀念聚會。當年班上的37個同學，有4個已經不在了，還有些到了國外，來參加聚會的只有21個人。但大家見到彼此，還能像當年讀書時那樣，敞開心扉，談天說地，該開的玩笑一句都不少。聚會過后，一行同學來到了公園門口買票。門票對60歲以上的老人是免費的，60歲以下的成年人則需要買全票。21個人里總共有4個同學不滿60歲，其中也包括張老師。他們就跟其他不買門票的“老”同學開玩笑說，“你們都是未成年人，只有我們4個人是成年的。”引來一陣開懷大笑。
結緣清華 篳路藍縷甘為燭
1985年，研究生畢業的張老師留校任教，在當時的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成為了一名刑法學教師。本科時確立的理想在日復一日強大執行力的指導下一步步照進現實。此后，在1992年他晉升為副教授，1994年被評為教授。期間也當過法律系的系主任。
時間回溯到1990年，那時張老師還在日本學習。當時清華的一位校領導前往日本慰問留學生，問他們誰有意愿在回國后去清華教書。張老師當時不無遺憾地想，“可惜清華沒有文科”，他是去不了清華教書了。
而等到95年他再去日本時，卻在途中得知了清華法律學系已經復系的消息。這一次，他開始認真地考慮來清華教書。“一個原因是，像清華這個學校，我覺得它辦什么事情應該都會辦得比較好”，在說到自己為什么選擇清華時，張老師這樣講，“而且清華當時也缺老師”。
所以在98年2月份的元宵節那天，張老師拖家帶口來到了清華。此前也不是沒遇到種種流程上的困難，好在手續終于還是辦下來了。元宵節后的第二天，張老師站在清華的講臺上，開始了他在園子里的第一堂課。
清華法學院1995年復系，到1998年張老師來清華時總共才過了三年不到。那段時間，法學院沒幾個老師，所以每一名老師都承擔了非常重的任務。
那是一段疲憊的時光——
“我記得99年的時候我講了364個學時的課程，不僅講刑法，還講過刑訴（刑事訴訟）法，還講過別的什么課”。講364個學時的課是什么概念呢？當時的清華一學期也是16個教學周，平攤下來每周要講24個學時的課，每個工作日大約是5節。而現在，老師們一個學期只要講夠96個小時就算完成教學任務了。“但當時還是挺開心的”。一方面，雖然老師少，但他們都懷著一種馬上要把清華法學院辦起來的熱情去工作，這種熱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疲憊；另一方面，清華學生的聰明可愛與靈性也給老師帶來了內心的慰藉。“講起課來很少需要我講兩遍的。我講一遍，問他們清楚了沒有，他們就清楚了，很聰明。”
后來崔建遠老師去美國訪問，張老師接替他做了管教學的副院長。那段時間也是張老師最忙碌的時候。僅僅就行政工作而言，就常常開會開很晚，周末也開。他還負責法學院學位點的申請工作。學校的事務性工作多，自己又同時上很多課，還要做學術、寫論文。有一段時間張老師頭疼得特別厲害，去醫院做了各種檢查。最后，醫生告訴他，其實他什么病都沒有，“就是太累了”。
即使是那段日子，老師的學術論文也沒有少發。每天做學術的時間很難固定下來，但只要“沒有課了，沒有會了”，他就回到辦公室里看書寫書。好在后來法學院老師多了，他也不再承擔行政職務，生活節奏才慢慢恢復。
談到對我們法學教育的期待，張老師坦言：清華的學生總體來講還是比較愛學習的，“但還是有學生過于追求自己的學分（績）了”。對于學生而言，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把法律的真實含義弄明白。通過各門課的學習，形成一個良好的法感覺。在給本科生上課時，老師還常常提到，要早點確定自己以后的目標。對于以想從事研究的，就需要重點訓練自己的研究能力。比如學著寫一點論文，給老師看，老師給你提意見。“你訓練多了，就知道論文該怎么寫了。””最好還能提前掌握一些研究的工具，諸如二外、三外這些外語。”
如果不去做研究，而選擇從事實務工作的，那外語不一定要學幾門，論文也不一定要寫很多。但需要訓練自己的判斷能力——將事實和法律相對應，然后得出合理的結論。“你對各門課要真實地學好。不是說分考得高，而是你真正掌握這門法的真諦，知道怎么用這門法去處理事情，且能夠處理的得心應手”，“這就是你需要訓練的事情”。
“我不建議同學們選課時只選那些容易過，或者容易得高分的課。”他說，“當然不是說哪些課不能選。但你一定要以提高自己法律思維的水平和法律適用的能力為目標去學習。”
老師反復提到，同學們應該培養自己的自覺性，不能完全依賴老師。“一定要自覺。”他時常感到很多的學生都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干什么，沒有一個計劃。有時候，他問同學們以后準備干什么。同學會告訴他，“我準備保研”。張老師又問他為什么想保研，回答則是，“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保研，所以自己也保個研，這是老師觀察到的同學們間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
本科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也是必要的，但也不必太多。參加了太多的社團活動，就會耽誤很多的學習的時間。他常跟學生說的一句話是：不要老做自己會做的事情，會做了就別做了。要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和自己還做不好的事情。做自己不會做的事，看自己看不懂的書，這樣才能有長進。
老師曾在日本和德國留學，在談到我們與這兩個國家法學教育的比較時，他認為，最大的區別是這兩個國家的討論課很多。比如說德國，他們的演講課（類似于我們的刑法總論、分論的課程）是不算學分的，只有案例討論課寫的作業才算學分，德國的司法考試筆試只考案例分析。而面試則要面一整天，面試官漫無邊際地提問：這就逼著你擴充自己的知識面，什么書都得看，同時還要具有處理具體案例的能力。在日本，同學們可以反復選修不同老師開設的同一課程的討論課。比如說大一選了一個老師開的刑法總論討論課，大二可以再選另一個老師的總論討論課。“因為不可能每個老師討論得都一樣”，在吸納對比不同學說的同時，學生的知識網也有了更豐富的細節。他們的討論課上常常同時容納了博士生、碩士生與本科生，不同年級的同學在課上展開激烈的討論，往往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思維的火花。
參考不同的教學模式，老師給我們的建議是，可以去嘗試聽不同老師講的同一門課。“比如說，你對民法或者刑法感興趣，你就不要說，我把這些課都選完了，就算完了。你可以重復去選，不同老師講的也不一樣……比如，你上學期上了我的刑法總論，下學期別人開，你可以再去聽一次。還有案例分析課也是同理。”老師坦言，現在的選課系統對同一門課不能重復計算學分也確實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只能靠你們自己去解決了。”
育人喻德 桃李不言自成蹊
張老師早早就確立了成為一名刑法學教師的夢想，這個夢想也早已照進現實，成為與“張明楷”其人緊緊聯結的一張名片。在被問到是否有考慮過從事實務工作時，他接連用了三個“沒有”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以前是有機會的。也談不上機會，就是有人問我愿不愿意專門去司法機關工作，可能當個領導啥的，我都拒絕了。”回想起往事來，他并沒有猶豫，也沒有遲疑。選擇成為一名教師，并在這條路上砥礪前行，于他而言似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隨后又用了三個熱愛來解釋其原因：“因為我熱愛教育，熱愛學術，也熱愛學生。特別喜歡，所以從來沒有后悔過。”
“我從來沒有羨慕別的某個同學一年能交500萬的個人所得稅。”他補充道，“我真的有同學一年個人所得稅就交500萬的。”但他并不會因此覺得自己的職業不好。他就是想一心一意地當老師當一輩子，沒想著去做別的。有時候有機會做別的，也能做，但他一點也不想。他是確實很喜歡自己的專業，喜歡當老師、看書、寫文章，“特別愛好。”
“當老師也還是能夠做出一些貢獻的”，老師笑了笑說。事實上，張老師的貢獻有目共睹。老師著書立說幾十年，不僅深刻影響了我國刑法理論的變革，對我國的司法實踐的很多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立法的修改、司法解釋的起草、疑難大案的處理，如此種種，都曾有過他的參與。老師的一名學生曾貼切地形容道：“‘你是張明楷的學生？’意味著你的老師‘促使中國刑法學知識轉型，乃至扭轉中國刑法學的整體命運，極大促進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乃至整個國家的法治進程’”。某市檢的領導也曾一半不滿一半感慨地說：“現在整個檢察系統年輕的檢察官，每次研究案件都要拿出張明楷的觀點說話。”
在中國知網統計的全學科圖書引證次數排行榜和法學圖書被引排行榜中，張明楷老師的“太黃太厚”刑法教材分別位列全學科第五位和法學專業內的第一位。
張老師對學生的熱愛也得到了熱情的反饋。在法學院，幾乎沒有同學未曾聽說過張老師的大名，而上過他的課的同學幾乎無一不被他舉重若輕、深入淺出的教學風格和個人魅力所折服。很多年前就有同學開始親切地稱呼他為“楷哥”，這一“昵稱”也一直流傳至今。有一次課堂上，談起這個昵稱，老師笑瞇瞇地跟我們說，“前幾年別人還叫我楷哥呢，幾天前我怎么就聽到有人叫我楷爺了呢？我就這么老了嗎？！”引來一陣哄堂大笑，同學們在心里對這位老師的喜愛又增添了幾分。
談到自己從教以來的收獲，張老師說，“首先是學生們的成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老師從教30余年，來清華也有20多年，每一年老師教過的學生即使只按100人算，也稱得上“三千學子”了。其中也不乏理論界、實務界的翹楚。此外，老師還“收獲”了很多自己的作品。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人所周知的“太黃太厚”（《刑法學（上、下）》）。這也是老師認為自己做過的對學生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本書是張明楷教授風格鮮明、獨步學林的代表作。無論是理論體系的構建，抑或分析問題的邏輯，都帶有著強烈的法益思想和濃厚的大陸刑法理論的氣息。作者抉微發隱、深考精思，回歸刑法本位，一以貫之地以刑法解釋學為本體，發掘成文法的真實含義和內在理念。延伸閱讀：終極書單：被各學科引用最多的 100 本法學著作排名
對學生的影響不只局限在刑法學上。老師在課堂上有時也會講一些做人的道理。已經畢業的學生回來看望老師時，經常有人跟他反饋，“張老師，您有一次在XX課上講的一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
張老師認為，“做人和做學問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我不是單純地在傳授一種刑法的知識。當然，這是只有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才能體會出來的。”
教了多年的書，老師難免會比較以前的學生和現在的學生。“總的來講，現在的學生還算比較用功的。但我覺得還可以再多花點功夫用在學習上，不要做沒有意義的事情，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他感慨道，現在的誘惑太多了。有些同學花很多時間在手機上，或者在網上看很多東西，對誰和誰結婚了，生了個什么小孩，都很感興趣。但是，這些事情有什么意義呢？他還是覺得，應該把有限的精力多用來做有用的事情，培養自己的能力。
曾有一些學生給老師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課上跟學生講，要學習二外、三外這些外語，有個同學就真的按他說的做了。等到寫本科論文時，已經能夠直接引用德文、日文的文獻。“他學了這種二外，就給我的印象很深。”
“但也不是說只有做學問的學生才是好學生”，他認為，不管做什么，把自己最大的能力發揮出來，盡你的力，就可以了。選擇一個職業，就去熱愛它。如果不喜歡，就換一個。“人不要在抱怨中做這種工作，也不能在工作中抱怨一輩子。”
事實上，張老師自己就非常喜歡自己的職業，并能從自己研究的領域中發掘出無窮無盡的樂趣。這種將興趣與職業緊緊結合起來的生活狀態，大概是再好不過了吧。
治學明理 法不正解心不朽
談及做學術研究，張老師很多獨到的見解與我們分享。“第一個是你要愛好它，不愛好它，你怎么做得下去？”“第二，我覺得要有一種責任感。”老師說，所謂責任感，就是當他覺得在有些方面我們的司法實踐做得不好，覺得需要改，就去寫文章。如果沒有這種責任感的話，也很難寫出那么多的著作。一來沒有動力，二來學院也沒有要求你寫那么多東西。此外，做學術還需要你去讀很多書，去了解一般國民的價值觀，了解國外對類似案件的處理方式，要對社會的變化保持敏感，不能固守自己以前的觀念。
張老師自己做學術研究更是出了名的高效。他每年發表的論文不僅數量遙遙領先，還篇篇凝練，篇篇發人深省、耐人尋味。他跟我們透露了自己取得豐富學術成果的秘訣：他寫論文是多線程同時行進的。在對刑法理論和司法現狀已經有了全面的理解之后，他的腦子里就裝了很多問題。他可以同時就不同的課題進行關注、研究。“比如說我看這本書，它講的是A課題的內容。但我看到這個書的時候，有個地方我覺得對我的B課題也有啟發意義或者可以引用，我就在我的B課題里，把它該錄入的錄入，該引用的引用。”就這樣，不同的課題同時在老師的電腦里一點點臻于完善。“我這電腦里半拉子論文很多，完成度從10%到90%的都有。當90%的論文完成時，你發現10%的論文也進行到20%、30%了。這樣我做的就稍顯得多一點、快一點。我就用的這種方法。”
效率是一個方面，張老師對學術在時間上的投入也不容小覷。曾在茶余飯后聽人說起張老師大年初一就回明理樓做研究了，起先還不太相信，這次問起來，卻得到了老師肯定的回答：“就算不到明理樓，我也會在家里給碩士生博士生看論文。”老師在北京沒什么親戚，過年來登門拜訪的人不多，“你也不可能就在家里坐著啊”，所以就想著把學生在寒假前發給自己的論文初稿利用這段時間都批閱一遍。常常有同學驚訝地在大年初一發現郵箱里發來了老師的批閱稿：大到文章脈絡，小到每一個字、腳注，包括標點符號、字間距，都做了詳盡的批注。有時家里人到了北京來，也是他們自己商量去哪里玩，“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會去的。”
時間的投入與效率的保證，勤奮與思考的相輔相成，凡此種種在經年累月的積淀中將張明楷老師帶到了當今中國刑法學界的至高峰，但他仍然沒有停止對于刑法與正義的追求。
在2016年《刑法學（第五版）》的前言中，他寫道：“本書充其量只是瑣碎的涂鴉，也可謂孤獨的言說。盡管如此，我還是會繼續在追求法律真實含義的道路上負笈擔簦、櫛風沐露。我不可能任他塵世多喧囂，靜我凡心立功名；但可以做到法不正解心不朽，再挑燈火看文章。”看到這段文字，很難不為之動容。
張老師早早地就確定了自己的理想，并一直沿著這條道路前進。他始終在追尋著，追尋法律的真實含義，追尋著正義的實現。他做著自己熱愛的事情，也用自己的熱情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負笈求學的游子。“流光容易把人拋”，唯有永葆赤子之心的人能抵住時間的洪流，像個孩子一樣做自己喜歡的事，在紅櫻桃、綠芭蕉前挑著燈火看文章。
正如一位畢業很久的學生在回憶起自己恩師時所說，“張老師就在那迷霧的盡頭，永遠在那迷霧的盡頭”
“老師用他的身影告訴我們，來吧，前進吧，刑法的世界雖然孤獨，但是美好。”
來源 | 微信公眾號 | Lawgic
采訪 | 江雨欣 任杜旭坤 劉彤陽
采訪稿整理 | 唐仕豪 陳清揚 劉瑤
文案 | 任杜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