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作為極少數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并“混跡”教學科研崗位的大陸刑事法學人，筆者受到濃厚的平等自由文化的“毒害”；同時，也為切合身分，筆者不免鼓吹英美自由主義刑事法學理論。回國之后，到處受到“德風日雨”擠壓和打擊，聽他們“吹噓”大陸法系的“殿堂”——德國的刑法學如何之“牛”。而在這群具有階層意識和理想主義情節的學人口中，馬克斯·普朗克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以下簡稱“馬普刑法所”）則是“殿堂”中的“龍椅”。其中相當一批人言語中透露出這樣的信號：在那里鍍完金回國后邏輯思辨功力大增，寫作也契合國內注重結構式推理的癖好，而且學成歸國后“黨羽”遍地，仿佛只有那里是刑事法學的“正宗”，我們這些英美回來的都是些“末流”。
去年，因學校英文課程教學得獎喜獲國際交流經費資助，故我計劃去本院的某個國外合作單位游學一個月。思前顧后，考慮到自己“浮夸”的個性，鎖定兩個名氣大的機構——英國牛津大學犯罪學中心和德國馬普刑法所，二選一。想來自己已經在英國待了四年，單位領袖趙秉志教授也經常提到要將我們北師大刑科院打造成中國的馬普所，加之“德歸”們的鼓噪，因此我決定寒假期間去弗萊堡看個究竟，打探“敵情”。
作為學術界的“后進”，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難免滋生諸多市場經濟“腐糜”思想，腦子里沒有舊有的“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觀念。當我將自己“寫”入“文本”時，總是想窺探出其中符合市場規律的奧秘出來。通過一個多月的“窺視”、“刺探”和“鉆營”，發現了馬普刑法所果然厲害，是個經過精密設計的“國際型大所”，以下姑且將本文的中心思想總結為馬普刑法所的學術“生意經”，以饗讀者。當然，我這里所談的不是金錢，而是包括學術資本在內的各種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
二、資源集聚型的學術高地
馬普所是二戰后德國欲圖再次迅速崛起，重視科研教育的產物；包括刑法所在內80個科研院所中的每個所都受到德國聯邦和州政府大量資金支持，研究業績享譽全球。馬普刑法所占據了弗萊堡南部一座傍山的四層小樓，其規模相當于國內一所“航空母艦”般法學院。據說員工有百余號人，每年政府支持的經費達兩百余萬歐元。這對于任何一個不依靠實驗室、不需要貴重儀器的人文學科而言綽綽有余，尤其是考慮這是專門為一個不是非常與市場接軌的學科——刑法——量身打造的。我想這在“遍地大農村”的歐洲應該是絕無僅有的吧！
馬普刑法所藏書極其豐富，不僅有德、法、美、英等法治大國的資料，諸多非洲、東南亞小國的文獻、法典也都可以找到，這對于有獵奇心理的外國刑事法學者而言無疑是塊寶地。據說世界各地但凡有新的刑法學著作，無論何等語種，只要有研究人員提出申請購買，很快這里就會出現。犯罪學圖書主要按照學科來排列，刑法學圖書主要按照國別排列。來自各國的頂級法學期刊也都有收藏，例如，我寫論文時需要查找法律社會學領域聞名的Social & Legal Studies上面的一篇文章，到期刊室一看，各國的頂級法學期刊擺滿了幾面墻，琳瑯滿目，應有盡有。
據周遵友兄提供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馬普刑法所藏書已逾四十萬冊，共有1400種連續出版物。此外，該所還配有強大的電子資源數據庫，足不出戶，可以縱覽國際刑法學領域的經典和前沿。除了軟件設備之外，硬件設備也很可怕，掃描印刷設備一應俱全，皆采世界領先技術。如此豐富的藏書和過硬的設備，吸引了全世界諸多國家的學者來閱讀、掃描。本人親人所見，一位聲稱精通多國語言的美國學者來德國開會之季，專程來馬普所掃描意大利語的專業書籍。一些“竊書者”天天在館里面掃書，真懷疑他們有沒有時間看，所以我干脆理性一些，掃個兩本打道回府。
規模產生效益，卓越的條件吸引各國“刑事法論文制造業商賈們”來朝，前來洽談“生意”者無數，不僅有大法學院“掌門人”，還有大量“學術個體戶”。當一個科研機構相關領域的所有文獻都能被找到，這就好比可以治療任何疑難雜癥的醫院（例如北京協和醫院），可以辦理各色案件的律師事務所（例如金杜律師事務所）。但細細想來，不就是藏書多嗎？這些資料只要不斷更新即可，一本書可以經過無數人閱讀也不會毀損，真可謂一本萬利啊！與國內法學院相比，馬普所的傳承性較好，運行體系不輕易變更、廢止，品牌價值隨著歷史久遠不斷增值。相比一下，國內一些法學院則像“暴發戶”，經常一朝天子一朝臣，領導過于重視在任期內出政績，很多原有的資料無法保存，開展的學術活動沒有延續性。馬普刑法所的本條“生意經”值得我們學習，要想千秋萬代盈利，就必須學會守成，不可以以開拓為名變相否定前人智慧！
三、本土化和國際化相結合的運營模式
法學是本土化傾向嚴重的學科，刑法學在多數情況下與跨國貿易無涉，因此表現出更為鮮明的民族特征。那些實力雄厚的大國更是如此，不太注重參考外國刑法，采用本國語言寫作理所當然。德國其他研究機構的刑法學博士論文基本上需要用德文寫作，注重本土文獻的閱讀。然而，在英語霸權主義嚴重的今天，英文文獻的受眾數量不可忽視。即便德國法學發達，也不可以期待所有法律人都從事科研工作，無法期待他們學習艱澀的德語。學好英語已經足以讓很多律師馳騁涉外法律服務市場。
馬普刑法所一直致力于尋找歐洲和世界各國刑法的共通之處，積極獲取外國刑法學智識，其視野早已跨越民族國家和實證主義的法律思維。馬普刑法所允許甚至鼓勵使用英文來完成包括博士論文在內的大量的課題。有很多訪學人員不懂德語，和當地老百姓無法用德文溝通，但是他們可以借助館內大量英文文獻獨立進行科研，并且與同行展開交流。在法律科學尤為發達的德國，鼓勵使用英文進行科研和交流，其學術市場觀無疑極具前瞻性。
兩位所長阿爾布萊希特和齊白教授均可用英文熟練交流、寫作。我私下與一些英美刑法學教授聊天，他們可能不知道羅克辛是何等人士，但是往往都知道阿爾布萊希特和齊白教授，因為后兩者的作品常常見諸于英文刊物。周遵友兄的中德反恐法比較的大作也是用英文寫作，沒有用德文。他告訴我，英文寫作讀者更多；作為馬普刑法所“大中華地區的總裁”，果然實在！
四、雙所長式的管理層制衡機制
馬普刑法所創始人——大名鼎鼎的耶賽克教授提出“一個屋檐下的刑法學與犯罪學”整體刑法學理念。因此，馬普刑法所內設立刑法學和犯罪學兩個研究部門。這個以學術見長的機構于是出現了兩個“頭”，兩個所長均可以對外代表馬普所，在行政管理上“輪流執政”，每兩年一次交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私以為耶賽克教授布了一盤好局，雖然他是刑法學人，但是其反壟斷法也非常精通。這樣的管理架構促進了相互競爭、制衡與監督，有助于科研的活力和管理的公正。整個馬普刑法所不會淪為一個人的領地。這與國內法學院內部黨總支書記和院長的制衡設計是有一定區別的，因為它也同時避免了行政上的相互掣肘，而在學術研究上面也更加協同。
現任的兩個所長在我國刑事法學圈曝光率甚高。漢斯·阿爾布賴希特領導犯罪學部門，烏爾里希·齊白領導刑法學部門。剛到馬普所，憑借本人混跡老外圈多年的經驗，迅速和各國駐馬普所“使節”打成一片。但每次見面人家都會問我，“你是二樓的還是三樓的”，“你的合作導師是Albrecht教授還是Sieber教授”，可見同事們很關心你的“站隊”問題。
Prof. Dr. Dr. h.c. mult. Ulrich Sieber
這里順帶插一句國外學者管理時間的理性程度，兩位“領導人”恐怕與其他西方學者無異，珍惜、節約時間，盡可能避免與訪客作無意義的攀談，從而保障自身具有足夠的科研時間。這也恰恰在禮尚往來，觥籌交錯上花費太多時間的國內學人需要檢討和反思的。據近幾年的數據統計，每年馬普刑法所來訪者達到了三四百人，這些人往往都需要來拜訪兩位所長中的一位。如果每個所長見他們一個小時，加上其他繁重的行政事務，我想“領導們”的學術也就可以“報銷”了。我來馬普刑法所一個月，通過阿教授的秘書約見阿教授，最終等到第二十天左右，才有機會見上教授。見面時沒有任何寒暄，直奔研究主題“德國的量刑協商”和“刑事案件質量評價”。獲悉我的目的之后，阿教授立刻通過秘書給我介紹了本地的一個檢察官拜訪了解，前后共花去阿教授不足十分鐘的時間。仔細想來，在北京為其作講座口頭翻譯見面的時間會遠遠多于我在所里見他的時間，可想他對行政事務時間管理多么嚴格。
Prof. Dr. Dr. h.c. Hans-Jörg Albrecht
馬普刑法所有一些非常專業的行政人員配合所長的行政工作，為他們的管理節約了大量的時間。我注冊后，一位圖書管理員以“德國戰車”式的均勻語速，操著德式英文，花去整整一個半小時給我講解圖書館的構造。面不改色，有條不紊，每一個角落和細節都沒有放過。即便我都為她感覺疲憊，勸她歇一歇，她依然懷著職業主義精神，悉心且機械地為我講解完畢。后來經與其它同仁們的待遇比照，發現每次介紹均是如此。
五、豐富的海外人力資源配置
馬普刑法所的“吸睛”能力很強，這部分來源于其“跨流域調水”的能力。它聘請了來自很多國家的科研人員，分別負責不同的國別項目。所內除了一些穩定的“正式工”之外，還有大量的“臨時工”。很多雇員參與一些國際項目，短期工作，所內部保持一種流動狀態。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如此保證永遠有新鮮血液進來，使得創新觀點容易產生，而且很多人回自己國家工作后自然會提及馬普刑法所的工作經驗，相當于為所作了免費的廣告。例如，赫赫有名的周遵友兄屬于“正式工”，其經常來華講學，促進中德交流，還開了馬普刑法學人的公眾號，在“凝聚人心”的同時，沒少給馬普刑法所“貼金”。
馬普刑法所還是一個絕佳的關系“勾兌”（交流）中心。想起本人在英國期間，每個大學法學院也就是三五個刑法學人，訪學人數也有限。馬普刑法所由于其強大的資料庫存、開放的人力資源結構以及誘人的獎學金設置，吸引來自全世界的刑事法“學術商賈”觀摩考察，絡繹不絕。這無形中提供了“認識人”的機會。各國學術圈重視推薦、重視“關系”都是能夠理解的，如果一個穩定的教職，如果人家不了解你，怎么才能知道您是否“德才兼備”呢？怎么敢聘用您呢？需要找工作的“小伙伴們”真得需要考慮在馬普刑法所鍍鍍金哦，天天坐在這里或許就有國內過來訪學的法學院院長或者學術“大佬”看上您呢？作為刑事法領域的“千里馬”，您需要一個好的“馬市”，馬普刑法所就是絕佳選擇之一。
在我訪學期間，除了大量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之外，還有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韓國、伊朗、巴西等多國的學者、司法實務界人士、學生在所里深造。當然，可能由于法律體系的原因，英美法系國家學者很少造訪這里。德國周邊一些國家的其中一些學者辦公、經費條件有限，尤其熱衷申請所里或者歐盟的獎學金來學習。一個意大利教授朋友每年都會抽時間來馬普所學習。一起用餐時，他向筆者抱怨本國經費緊張，自己和別人合用辦公場所，資料也有限，不得不每年來德國進行科研工作。看來沒有辦法啊，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歐洲的刑法學的中心不得不從亞平寧半島轉移到財大氣粗的德國啊！
這些海外人士（尤其是實務界人士）無疑給馬普刑法所提供了豐富的了解外界的智識，他們也將本國的一些藏書捐贈給馬普所，使得這里的資料持續增多且不斷更新。對于學術“生意”而言，言傳身教姑且重要，學術交流也極其必要。這些海外人士會自發組織一些專題討論，使得學術活動不斷，每個人都有機會看到他方的視角，容易產生思想碰撞，還有可能發現一些穩定的“學術生意伙伴”，促成后續的學術合作，達成一些長期的“學術買賣”。
六、大項目、大部頭、大聲勢的學術戰略企劃
馬普刑法所的規模效益使得其學術導向有“大”而“橫”的特點。無論在哪個國家，多數法學研究機構都主要依賴資料研究，一個人“左右手互搏”就可以“灌”出“產品”出來，不需要大的實驗室和設備。因此，科研人員之間的關系趨于協同、平等，單位領導對于科研人員個人的干預能力有限。多數科研人員都是“獨行俠”，從某種意義上是“散兵游勇”，當然只能做“小本買賣”。馬普刑法所的兩個“大領導”具有強大領導力，管理一幫由其雇用的科研人員，因此有條件實施“群狼戰術”。“頭狼”領導著下面的“小狼”們，容易形成團隊效應，占領“高端項目市場”，把控學術資源。例如，馬普所和我院合作的歐盟死刑項目想必國內學界早有耳聞。這就好比現在一些律所為什么要擴大規模，因為規模不僅產生高排名，而且都有能力承接任何相關的法律業務。這就是1+1+1遠大于3的效應。
我親眼所見，馬普刑法所外國刑法系列叢書已經以德文、英文出版了幾十個國家的法典和教材。相信除了這里，很少有學術團隊有能力做這樣的大部頭叢書。在介紹了外國刑法的規范和實踐之后，比較法就很容易開展。德國是少數一些非常重視比較法的法治發達國家。馬普刑法所則是德國比較法的重地，比較法的研究使得它的學術觸角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產生國際規模與效益。對于那些眾多國家刑事法制比較的課題可能也只有這里才能做得好、做得細，這使得他在這些比較法大項目上遙遙領先。
此外，馬普刑法所的博士招生規模亦是其“造勢戰略”的一部分。盡管兩位所長致力于與弗萊堡大學共建博士項目，也只不過有五六個指導教授而已，但是每個教授都招收了比較多的博士生，而且還吸收了大量聯合培養的博士前來訪學。以阿教授為例，現就讀的博士就有十余人。規模產生效益，學生多了才能產生“門生故吏滿天下”的效應。國內目前德國歸來的刑法學人，想必十有八九與馬普所有牽連。一些畢業的博士在北大、清華、人大、法大和我校等著名學府任教。這無疑讓人確信那里是名校師資的“搖籃”。這些學者又進一步促成所在機構與馬普刑法所的合作。馬普刑法所的運作機制實現了“名利雙收”。
拉拉雜雜一堆，希望學人們也別對已經標榜馬普刑法所訪問學者的筆者產生偏見，我只想以戲謔幽默的方式揭示真相，畢竟科研是為了更清晰地領悟世界，透視世界，到某個機構膜拜的同時也應當“刺破法人面紗”，看看“門道”。盡管兩大法系的分野或許使得地處弗萊堡的馬普刑法所無法“一統江湖”，其規模效應在國際刑法學圈可能也絕無僅有的，而且馬普刑法所與各國最一流的學術機構強強聯合，使得追趕者難以望其項背，產生“馬太效應”。但是，我想我國各大法學院校也得琢磨學術如何管理、經營，才能加速發展并且保持發展的延續性。希望本文總結的馬普刑法所的學術“生意經”對從事學術的廣大“生意人”有點啟發。
（作者：印波，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德國馬普刑法所訪問學者，原文載于“馬普刑法學人”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