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本謙: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院長
“電車難題”之所以很唬人，是因為它確實唬住了很多人。
作為一個著名的、跨領域的思想實驗，它有很多版本，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學者參與討論，產出了很多文獻，提出了許多解釋，又有許多解釋被推翻，歷時幾十年也沒爭論個所以然。
十幾年前，隨著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的網易公開課《正義》爆火，“電車難題”在國內高校也有了知名度。桑德爾介紹了“電車難題”的兩個版本，可分別稱之為“效率版”和“公平版”以示區分，盡管如此命名并不恰當。
效率版的電車難題所假設的情形是：
一輛有軌電車在前行中失控，司機沒法讓電車停下來，但可以讓電車轉向。軌道前方有5個工人還在施工，若是聽任電車前行，這5個工人都要被撞死。避免這一慘烈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司機將電車轉向另一條軌道，但這條軌道的前方也有1名工人正在施工，電車轉向的后果是此人必被撞死無疑。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你是司機，你會怎樣做？
——大多數人會選擇將電車轉向，以犧牲1個人為代價拯救5個人。這個做法被認為是效率指向的。
將前述思想實驗稍作改動，就變身為“公平版”的電車難題：
同樣是一輛有軌電車失控，軌道前方同樣有5個鐵路工人正在施工，聽任電車前行的后果是5個工人全被撞死。不同的是，電車沒有其他軌道可以轉向，司機已無力避免這一慘烈事故。但此時有個人恰好在軌道上方的天橋上看風景，他目睹并完全理解了即將發生的悲劇，并且他還知道，只要把身邊的一個人從橋上推下去，就能攔住電車前行，拯救這5個工人，盡管被推下去的那個人必死無疑。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你就是站在橋上看風景的那個人，你會怎樣做？
——絕大部分人的選擇是不推。這個做法被認為是公平指向的。
如果僅僅著眼于怎樣采取行動，那么電車難題其實真沒什么難的。通過課堂上的提問回答，桑德爾已經初步展示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給出不同答案的統計數據。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主流意見是允許司機“撞殺”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反對者屬于異類；而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主流意見是反對旁觀者“推殺”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贊同者屬于異類。有分歧很正常，共識從來都是稀缺品，有多數意見就不錯了。
“電車難題”的真正難點，是如何解釋人們從中展現出來的自相矛盾：為什么同樣是犧牲一條性命拯救五條性命，大多數人卻會做出相反的選擇——同意“撞殺”，但反對“推殺”。
通過連續問答來揭示這個自相矛盾，桑德爾就在課堂上把大家搞懵了。
有一種解釋說，我們的大腦是高度模塊化的，有不同的功能分區，“效率腦”區別于“公平腦”，而且不在一個位置，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分別激活了效率腦和公平腦，因此在回答問題時出現上述自相矛盾。但這其實算不上解釋，充其量是個描述。我們仍可以繼續追問：為什么同樣是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卻分別激活了不同的腦區？
如果電車難題確實無解，道德哲學家就會喜出望外，因為這將意味著世界上確實存在獨立于后果的道德律令，或者說后果主義不能壟斷倫理和法律的全部解釋權，康德式的道德律令至少在一些邊緣問題上有望保留一席之地。
因此，關于電車難題的深層追問是，咄咄逼人的后果主義是否也有撞墻的時候？致力于尋找后果主義的理論漏洞，電車難題被設計得如此刻意也算煞費苦心。
但是很遺憾，電車難題其實一點都不難，后果主義可以輕松解釋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自始至終都無需求助于公平的概念。為什么同樣是為了拯救五個人而犧牲一個人，大家認可“撞殺”卻拒絕“推殺”？
原因很簡單，條件發生了變化，魔鬼藏在細節里，不變的數字只是刻意設計的掩體。
只需將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做個比較，就會發現：
第一，決策人發生了變化。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只有作為局內人的司機才能決定誰死誰活；但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一個作為局外人的旁觀者卻掌握了生殺大權。這個變化非同小可，意味著權力的擴張。
其二，被犧牲的受害人發生了變化。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只有局內人才可能做出犧牲；但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一個局外人也被卷進了事故之中。這個變化同樣非同小可，這意味著危險場域的擴張。
無論權力的擴張，還是危險場域的擴張，都會引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如果我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只需遠離危險的職業、危險的人物和危險的場所就足夠了。可如果允許局外人殺死局外人，那么世界上還有什么人是可靠的？還有什么職業和場所是安全的？
我還敢去醫院看病嗎？說不定醫院里還有好幾個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其中一個需要移植肝臟、一個需要移植心臟、一個需要移植肺臟，還有兩個需要移植腎臟。如果有個醫生決心去拯救那五個病人，一個劃算的做法就是把我化整為零。這是個多么恐怖的世界！沒有人會認為醫生是在大發慈悲，這么做會毀掉整個醫療行業。
效率版的電車難題則不會引發諸如此類的恐怖聯想，局內人殺死一個局內人以拯救更多的局內人，這是一個相對封閉的事故場域。“封閉”意味著如果這個做法上升為法律或政策，其適用范圍相對固定，不至于造成失控性的外溢。
簡單說，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即使打開“撞殺”的口子，也很容易再堵上；而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推殺”的口子一開就堵不上了。在電車難題的兩個版本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在這里。
但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細節值得一提。
第一，雖然被犧牲掉的兩個受害人都很無辜，但在我們的感覺中，“推殺”的受害人比“撞殺”的受害人更加無辜。即使這種感覺是荒謬的，只要沒法消除，它就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更何況這種感覺其實并不荒謬，它只是反應了在人們的印象中，兩個受害人對于事故風險的耐受度不同。認為工人比站在橋上的局外人更能耐受風險，應該算是合理的判斷，因為通常情況下，高風險的從業者在其職業收入中就包含了對事故風險的補償。
第二，相比之下，公平版的電車難題包含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當然不是思想實驗本身不確定，兩個思想實驗的條件都是被規定好的，概率值都被設定為100%，不存在不確定性。但實驗條件的設定是一回事，人們的想象是另一回事。面對公平版的電車難題，很多人會犯嘀咕，站在橋上看風景的那個人真有那么強悍的判斷力嗎？他把身邊的那個人推下去真能解決問題嗎？哪怕是下意識的懷疑，都會影響人們對問題的判斷，因為懷疑意味著觀察者改變了實驗環境中已經設定好的概率值。
說到這里，答案就很清楚了。
電車難題的兩個版本貌似相同，其實差距甚遠。并且兩個版本的難題都可以訴諸后果主義的邏輯，而無需求助于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后果主義解釋不僅足夠融貫，而且有能力揭示更深層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