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將他的三篇文章匯成一本書，讓我寫個序。多年前，偶然看到他對電影《朗讀者》的分析，就喜歡上了他的文字，有社會關懷，視野開闊，有洞察力，坦誠，文筆犀利流暢。說是畢業于法學院，但沒染上“以文亂法”——其實是“以法（條）亂文”——的毛病。這三篇自然如此。
瀏覽之后，我卻有點誠惶誠恐，不敢置喙。因為這三篇文章在更大程度上從宏觀角度切入，更多有關中國當下一些思想論爭的梳理。不僅許多材料我不熟悉，而且，由于更關心具體制度的結構及其運轉，喜歡知識和制度的譜系學，我不喜歡梳理也不擅長討論思想論爭，好像抓不住，沒有抓手。蕭武的前兩篇是典型思想論爭的梳理和評析。第三篇談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大致可以轉化為新中國前三十年（革命）與后三十年（改革開放和中國模式）之間的聯系。蕭武概要列數了前三十年“革命”為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展開所創造的各種條件，讀者從中可以看到這些條件對于改革開放的制度意義，不僅支持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也規定了和鋪平了中國道路。蕭武是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思想論爭的題目來處理的。換一個角度，可以將這個思想論爭轉化為制度和制度變革問題的討論。這樣，我就可以說幾句了。
蕭武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革命正名。若一定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話，確實只能用革命來概括；那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全面變革和革命的繼續。但任何概括都一定偏頗，因為必須省略。革命這個詞，因此很容易遮蔽那三十年間，在我看來，回頭看來，更重要的建設和創造。不錯，通常理解的革命就是造反，是暴力，是流血犧牲，是“不破不立”。但人類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最成功的革命，又一定以建設和創造來完成，必須有所建樹，“不立不破”。蕭武文中敘述了前三十年的一系列成就，為改革開放奠基，展開了今天所說的中國道路。如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以文革一段時間犧牲高等教育促成了中小學教育的普及，帶來了較高素質恰好適應改革開放的勞動力（這更多是說文化素質。其它素質，如集體行動和守紀律，除了與中小學教育有關，還有農業集體化、服兵役或民兵訓練等制度的促成）；技術官僚隊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強大決策力和組織行動能力等等。
覺得應當對最后這一點多說幾句。這一條對改革開放的意義太大了。有了這個強大的制度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幾乎是一聲令下，“不換腦袋就換人”，這個面積約等于整個歐洲的大國從上到下就啟動了改革。若沒有這個制度條件，僅啟動改革就得耗上許多年，一拖就會拖到與蘇聯、越南和印度等國也開始改革之際，就會失去太多優勢，中國就“輸在起跑線上”了。如沒有這個強有力的領導，改革也還可能因進展太慢或太匆忙、措施不力、不配套甚至僅僅因順序不對——路徑依賴或棘輪效應——而失敗，想想消失的蘇聯！至少收益不會像今天這么顯著。
因此，為革命正名，就不是指出當年為何必須砸爛舊世界，更要展示這個更具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意義也更深遠的“革命”：探索和開拓中國道路，為其逐步展開和不斷延伸創造最重要最基礎的條件。從毛澤東開始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都曾一再強調，這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業，一定要有幾代志士仁人從新中國建國起計算大約100年才可能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
還有一些相互關聯的重要制度，也都為這條中國道路的展開創造了條件。即便蕭武也都已說了，我也還想說幾句。
一是“兩彈一星”。這是，卻并不只是，幾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貢獻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它最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人一心一意謀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長時期的國家安全。中國從此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軍費開支，并將本來必須用于國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自然會有重大收獲。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大裁軍并非始于改革開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葉劍英和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會議，首要任務就是消“腫”，精簡軍隊，[2]確定了3年內軍隊人數減少60萬人，精簡26.2%的目標；一年后，全軍人數減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基于“大仗打不起來”以及“盡可能地減少軍費開支來加強國家建設”，[3]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次大裁軍。有51萬人的鐵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體轉到地方，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直接參加了深圳等沿海開放城市的基礎建設。[4]
二是國際關系的及時調整和布局。1949年中國同蘇聯結盟，在蘇聯的無私經濟援助下，新中國有了154個大型建設項目，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但結盟蘇聯也隱含了一個當時許多人不察覺但今天回頭看非常重大的麻煩：長遠來看，這不利于中國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即成為國際上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大國。這一視角會豐富我們理解，10年后，中蘇之間開始的那場意識形態論戰，就為拉開了與蘇聯的距離。再過十年，珍寶島邊境戰爭，蘇軍大兵壓境，標志著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作廢。有失有得，這才為后來也即今天中國作為世界一極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更直接更具體地是，這為1969年起中美關系緩和，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創造了可能。是的，正式建交還在10年之后。但人家總統都來了，兩國領袖相談甚歡，這不算建交？兩國在對方首都設立了外交機構，中文名為“聯絡處”，但英文從來就是大使館。中美關系建立也啟動了新中國最早的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以及更大規模對外開放的準備。這類例子太多，我只說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谷牧回憶，1972年，利用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緩和的時機，周恩來總理讓谷牧抓緊中國沿海的港口建設，要求三年改變面貌；也真的趕在1975年底實現了這一目標。如果中國不是在19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時，當即抓緊港口建設，谷牧說，“我國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將受到嚴重影響”。[5]
第三，一個影響更深遠的貢獻是創建科學技術導向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導向的。但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都要求有更強大科學技術。如何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傳統的轉變，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場“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讀中國傳統經典，熱愛古典詩詞。但他卻因自己的詩詞“是舊體，怕謬種留傳，貽誤青年”，不愿發表。[6]文革期間大學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7]這兩件事曾令我長期困惑不解。許多年后，我才理解，這其中的意味是，1.確定引導社會文化投資方向的最終根據不能是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長遠需求；2.在國家財力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只能，也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重視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創造中國文化傳統，“補短板”，吸納更多科學技術知識，進而把“五四”作為口號的科學變成社會實踐，變成中國的社會“文化”。這種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間，社會流傳很廣的一句話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復高考時，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幾乎都首選理工科。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突飛猛進，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有相當部分應歸功于這一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傳統的革命，大批中國青年因這一變革邁向了科學技術，何止豐富了，其實也是創造了，現代中國文化傳統。
這些分析都支持了蕭武的基本論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的展開和形成無法同中國革命切斷聯系。革命和建設是一個前赴后繼的事業。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革命無法讓人們當即有時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實，因此會有人誤解革命，認為革命缺乏建設和創造，甚至指責和辱罵革命的破壞毀滅。蕭武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的這一梳理和這一敘事是重要的。借助歷史距離提供的透視，他令我們對許多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斷。
但蕭武的貢獻還不僅僅是為革命正名，還了革命一個公道，讓后來者懂得感恩。前輩的奮斗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為有人感恩，自然也不怕——即便有人誤解，即便有人污蔑！蕭武努力的另一個意義在于，不管是否他的意圖，他的敘述和討論其實都從社會科學的層面展示了，作為一個社會革命和建設的長期事業，中國的復雜和艱難。這個事業不是一個理想的綻放，一場激情的迸發，一些抽象邏輯的展開，一些大詞的組合，不是純而又純的虛無縹緲。她是一系列實實在在的中國社會條件的有效和有機組合。若沒有，或缺了某些，那就要拾掇或創造，就得無中生有，像上帝創世紀那樣；甚至得比上帝更壯烈——因為常常就只能“我以我血薦軒轅”。所有這些條件還都得有個輕重緩急，先來后到，排列得當，要有深謀遠慮的水到渠成，也得有即興發揮的巧奪天工。自然不會只是炫目的壯懷激烈，少不了隱忍，積累，等待，等待并抓住那恰到好處的時機。而這個時機也未必就在你打點了一切后就會到來，或隨之而來。即便到來，有時，也許還得考慮，出于大局考慮，是否將甚至必須將重要且輝煌的這一步留給后人？！不是“扶上馬，送一程”，更因為，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有些事只能由下一代人來做。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或今天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事業，需要一代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無怨無悔。在讓讀者理解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的偉大、復雜和艱難之際，蕭武從容的文字似乎著意不追求感動讀者，因為讀者或許從中能獲得一種如何做事、如何做成事、如何做大事的務實理解，對真實世界各種變量或條件的更經驗的把握，而不是概念或理想的邏輯演繹。這一角度的理解更可能增強一個人在真實約束條件下思考和有效應對復雜問題，增強一個人的行動力。這也是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繼續或一個必要補充。
就到此打住了。但回頭想想這三篇文章，這不就是一種“通三統”的實踐嗎？重要的不是蕭武在書中分析討論了（新）儒家，革命以及改革開放這三個傳統，而是貫穿在他分析討論問題中的這種敘述方式！
是的，無論我們怎么看，怎么理解，這三個傳統都是我們不應，也無法跳過或放棄的。它們會活躍在我們的血脈中，塑造著我們，也塑造著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
謝謝蕭武！
蘇力
2017年3月10日于北大法學院陳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