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司法改革機遇難得。因為它由黨中央統一部署，進行頂層設計，而不是司法機關內部系統單一進行的。這應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機遇。總體思路兼顧了體制與機制雙重推進，而不僅僅是機制改革；兼顧了職業性與人民性的主次關系，重點任務放在職業化建設上，這都是正確的思路和方向。
但同時也要看到本次司法改革舉措的順序、配套和銜接上存在一定的問題，這涉及司法改革“有機系統性”地安排，要避免新一輪司改造成新的制度斷裂。
關于“有機系統性”我先談個具體的細節，就以本次司法改革的試點來講，重點或突破口是法院和檢察院的員額制。
從人力資源管理原理來講，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切不涉及人員積極性的改革，都是空洞的。所以我認為從“人員”著手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的員額比例要根據地區案件數量的差異，而不能搞一刀切，我們更要有一些與員額制相配套的措施。如果只是把人員進行分類，而沒有從有機性和系統性上來考慮人的因素，是會影響人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的。
司法輔助人員是那些被33%遴選之后剩余的人員，原來是法官的人，其工作積極性是一大問題。
人力資源所謂“同素異構”原理告訴我們，相同的事物成分，在空間組合排列上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我們不考慮把33%之外的剩余人員即法官助理的職業保障制度一并建立起來，把他們和法官的權利義務關系確定下來，那么仍然是達不到本次改革的所追求的“同素異構”效果的。
在這個細節問題上，有兩個配套制度的具體建議：
第一，法官遴選工作開始之前，就應該有一個“分流程序”
怎么分流呢？讓當前現狀的法官以自愿申請分流到政府或國有企事業單位去擔任法務工作。恰好中央也提出政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應該配備法律顧問或法律服務人員，這樣不僅可以讓司法人員職業化程序提高，減少員額制實施的壓力，而且為政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增強了法治工作隊伍的力量。這些有經驗的法官檢察官一定能夠在新的崗位上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司法輔助人員必須職業化
那么需要考慮哪些職業制度保障呢？除了工資待遇之外，還要考慮晉升和職業發展前途，但不一定是晉升為法官，同時要考慮其自身序列中的層級化晉升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與法學教育相銜接。建議參考80年代的畢業生分配制，采用自主就業和分配相結合的雙軌制。
也就是從已經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法科優秀畢業生中遴選一部分分配進入司法機關從事司法輔助人員的工作。還應當從制度上解決法律職業資格是唯一資格要求，而不必再考公務員資格。修改《公務員法》，實現它與法官檢察官職業資格的銜接問題。
我想借此要談的重點問題在于，司法改革如何避免造成新的制度斷裂？任何改革都或多或少會有后遺癥，即制度斷裂。這就是強調司法改革有機性和系統性的重要意義所在。
所以司法改革要從司法本身的“法理要素”上考慮，把司法改革舉措還原到司法運行的最基本元素。通過這些要素來構建一個系統。司法改革需要確定哪些法理要素呢？根據中外司法實踐以及司法改革的重點來看，涉及三個方面即人員、制度和行為。
司法人員是主體，司法制度是機器，有了這二者，司法行為才產出預期產品和效果。
作為第一要素的司法人員，包括如何提高司法人員的專業素養的判斷力和倫理素養的自制力，沒有合格的人，機器再先進也會淪為虛設。
作為第二要素的司法制度，包括如何增強司法獨立體制的排除力和司法機制的拘束力；
作為第三要素的司法行為，包括如何提升程序的感染力和司法結果的說服力。
這三個方面，又分解出了六個環節和六個“力”。我們不清楚當下熱詞“司法公信力”是怎么構成的，這六個“力”就構成了我們的司法公信力。
我們再從這三個方面來看當下司法改革的有機性和系統性：
其一，從人員改革來看，要建立良好的制度來訓練、遴選、培養、保障這支職業隊伍的分類化的組合構成
司法人員的組合架構從金字塔型向扁平化、網絡化轉變如何可以達到？是否壓縮層次（去行政化）、拓寬跨度（分類管理）？孤立地讓員額制和責任制這兩把快刀雙管齊下，對司法在職人員積極性殺傷力很大。
另外，職業倫理也需要制度化保障。目前司法人員的職業倫理規范尚未健全，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職業倫理的規范中，基本上是政治道德、大眾道德的復制品，基本上是“不得為”這樣的消極性義務，缺乏能規范司法行為中的職業沖突的“怎么為”的倫理規范，這也是需要納入司法改革的范圍。司法倫理觀念不改革，那么司法改革仍然會出問題。
其實人員改革不僅僅是機制問題，還涉及許多體制問題，司法系統外部的權力資源配置問題。比如“省級統管”就是一個體制問題，可是這在各省的反應可能會是不一樣的，如果省地方人事部門財政部門對此反應冷漠，怎么辦呢？這也是我說的司改“有機系統性”問題。
其二，從司法制度來看，司法體制的改革要實現真正的排除力，就要保證司法權的獨立性
通過體制和機制來保證法院在體制上的獨立、保證法官在判斷權運行上的獨立。要排除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對司法的干預，必須在權力清單中下死命令，通過執政黨的紀律和制度要求，強行轉變各級領導干部的關于司法的專政性與地方性觀念，確立司法獨立性觀念。
巡回法庭的建制是否真正起到去地方化的作用？
法院內部人財物行政管理與審判權在什么意義上分離？
目前中國法院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情況下，再削減其資源配置的權力，會不會雪上加霜？
另外，司法的排除力還涉及司法與民意輿論、司法與媒體的關系上，應該從憲法性制度規范的層面來考慮規范這些關系。司法獨立并不是不要監督，但同時，監督司法也不等同于普通的監督，而是需要通過審級監督、律師監督、檢察監督這樣的機制。
但最高法院自己制定規范來調整這些關系又有越權甚至違憲之嫌，可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的法律來規范它們的關系？
司法機制改革要實現對司法官權力的拘束力和司法裁判對社會外界的拘束力。可不可以對法官實行責任制？怎么設計責任制？
法官的責任制與工廠生產的責任制有什么不同？
我以為法官責任制的重點是免責條款的合理設計，要根據司法規律和已有的豐富經驗來設計。
其三，從司法行為來看，司法程序能夠實現司法感染力，司法結果要實現司法說服力
目前對司法程序的公開性強調比較多，而對司法程序的形式正義儀式講得少，對司法判斷的說服力強調得比較少。常規的、簡易的、速裁的等等多樣化的程序相結合，這是好的，但常規程序的庭審方式也要繼續改革，總結經驗，尊重司法規律，包括傳統規律和當代的規律。在這個法理要素上也要轉變觀念，過去強調司法的社會效果（包括政治效果和大眾效果），過多強調政治化和大眾化的評價，其實是片面的。司法應該強調的是程序過程營造出來的感染力和結果的說服力。
尤其是說服力，司法改革還應該對裁判文書的理由論證作出制度要求，應當司法說理這才是司法最根本的內在說服力。評價法官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應該不是人民滿意，而是裁判文書的說理。偉大的法官之所以偉大，在于判決書的說服力，它不僅能夠彌補法律缺漏，還引領社會風氣，這才是真正的社會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