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專業(yè)是法律社會學，從法律社會學的視角看，我對司法改革有兩點觀察，同時也提出兩點建議。
觀察之一：司法改革的鐘擺效應
過往司法改革始終在精英主義和大眾主義之間的搖擺。過往司法改革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導。肖揚院長時期推出的司法改革精英主義的立足點，提出司法的專業(yè)化和精英化，對抗制訴訟改革和司法職業(yè)考試，都是這場改革的重心，由此所謂的司法公正就強調程序正義，看重判決的法律效果。
而這種改革導致大規(guī)模的涉訴信訪，人民法院在人民大眾的心目中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連續(xù)幾年全國人大代表對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的支持率跌入低谷。
而后來王勝俊院長時期，開始糾正這種改革思路，開始提出“三個至上”和“大調解”，司法改革又向大眾化方向發(fā)展，無論“楓橋經(jīng)驗”，還是“馬背上的法庭”，司法判決關注社會效果，服務于社會穩(wěn)定。這場改革基本上以農(nóng)村的基層法院作為想象，但這個其實最高法院的改革受到了來自法律知識界和司法精英階層的強烈反對。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這兩種改革思路，精英主義強調從理念出發(fā)，注重領導專家的作用，喜歡搞頂層設計，而大眾主義則傾向于從經(jīng)驗出發(fā)，注重基層地方的作用，缺乏整體設計。
而最近這幾年，司法改革的鐘擺似乎又向精英主義的方向搖擺。我們看到中央政法委主導下進行了一系列基層設計的改革。但有不少改革措施停留在紙面上，不少改革在實踐中的效果不明顯，反而引發(fā)許多新的問題。比如巡回法院問題，立案登記改革等，學術界、基層法院等都有不同的批評聲音。
建議之一：司法改革切忌一刀切，要尊重司法類型化和社會多樣化
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鐘擺現(xiàn)象，重要是由于司法改革采取了一刀切忽略了司法內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忽略了中國社會狀況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由此，我的第一個建議是司法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而要采取類型化和多樣化的司法改革。
其一，不同司法機關的權力性質不同，運作邏輯不同，改革的邏輯也就不同。
偵察權、檢察權和審判權雖然都是司法權，但更多具有行政權的特征，是一種主動行駛的權力，要尊重這種權力行使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許多冤家錯案的追究責任不應當過分著眼于公安破案壓力或者檢察起訴，因為這是由這些權力的性質決定的，公安權力如果變成了積極被動的權力，那么就不符合這些權力的性質。相反，司法權作為一種消極被動的權力就應當對偵察和起訴權更成制約，追求冤假錯案的責任就應當落在法院。這就意味著要被法院作出司法判決的獨立決定權，尤其是對偵察和起訴的制約。
其二，要強調法院不同部門的差異性，不同的部門法要要遵循不同的司法政策和審判邏輯，不能用一個部門法的邏輯來要求其他的部門法的運作。
比如經(jīng)濟、知識產(chǎn)權這些商業(yè)性案件就應當按照法律專業(yè)化的邏輯，注重審判而不是強調，強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尊重法官獨立的的判斷權。在這方面完全可以和西方司法制度接軌。但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就要特別注重當事人社會身份和文化心理，特別是關注不懂法律的基層老百姓的感受，要著眼于社會和諧，重在調解并恢復社會關系，而不是一味地按照法律形式主義的羅技進行判決。而對于刑事案件，必須考慮中國人的文化傳統(tǒng)，考慮大眾文化心理，在死刑等重大問題上，不能按照西方文化和西方程序正義邏輯來處理。
其三，要強調中國在地理空間上經(jīng)濟社會條件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不同區(qū)域遵循不同的司法運作。
司法制度作為上層建筑是經(jīng)濟基礎的反應，不同的經(jīng)濟社會狀況適應不同的法律運作和司法制度。從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看，中國可以劃分為三個區(qū)域：東南沿海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域，中部次發(fā)達區(qū)域和西部落后地區(qū)。如果按照法律社會的類型學劃分，分別適應從傳統(tǒng)法到現(xiàn)代法的不同階段上。
綜上所述，不能抽象地談司法權或司法改革，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適合上海地區(qū)的改革模式和司法體制不一定適用中西部地區(qū)，適應經(jīng)濟案件的審判制度和司法體制不一定適用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審判。
過往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現(xiàn)鐘擺現(xiàn)象，就是由于采取一刀切的改革邏輯，“按下葫蘆浮起瓢”。我希望，今后司法改革切忌一刀切，而要強調類型化、多樣化，強調多元一體。
比如東部發(fā)達地區(qū)，可以全面實現(xiàn)司法專業(yè)化并推行員額制改革，但在中部次發(fā)達地區(qū)，高級法院和中級法院能夠推行這樣的改革就不錯了。至于西藏、新疆等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基層法院甚至中級法院，搞員額制改革在實踐中可能不現(xiàn)實，因為通過司法考試的正式法官可能就不夠，這樣改革很可能弊大于利。
觀察之二：從大規(guī)模法律移植轉向本土經(jīng)驗的總結
過去三十多年，為迅速建立社會法治體系基本框架，尤其是建立符合市場經(jīng)濟的現(xiàn)代法律制度，中國的法律發(fā)展在與國際接軌的思路下，通過大規(guī)模的法律移植來建立起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
目前，這項工作基本上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基本上建成，現(xiàn)代立法和司法體制也已經(jīng)建立起來�，F(xiàn)在，需要根據(jù)中國實際不斷完善精細化，說到底我們的司法改革和依法治國其最終目的是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成熟不斷定型。
剛才有學者提到民法典制定，如果不能我們的民法典不能總結中國人民商事活動和婚姻家庭領域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生活價值觀念，而是對現(xiàn)有各國民法典的東拼西湊，這樣的民法典就沒有意義，而且最終會被全面修改。
正這樣的歷史發(fā)展背景下，司法改革既要“破”，但同時也要“守”。任何法律制度要具有權威性，首先就要保證其穩(wěn)定性。如果我們的司法體制和司法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改革中，那么法律權威和司法權威不可能建立起來。這其實是法理學的基本常識，可是我們卻總是試圖通過司法改革來建立司法權威，這在現(xiàn)實中實際上恰恰是不可能。
我們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經(jīng)歷這幾十年的司法改革之后，法院的權威是增加了，還是削弱了？人們對法院的信任度是增加了，還是降低了？沒有人會信任一個隨時有可能被廢除掉的制度。我們的法律精英喜歡學習英美法，但我們的司法改革恰恰在背離英美法的精神。
因此，法律制度也是一個有機體，如果有點病，也要注意養(yǎng)病，不斷換藥房治病會把好人也折騰成病人。過往改革，往往從理念出發(fā)，不符合理念或西方模式就認為有病，不斷從理念出發(fā)來折騰。
比如“司法地方保護主義”曾經(jīng)是司法改革中不斷批評的對象，今天又在提“司法權是中央事權”。這些概念和提法在法理學上不一定能站得住腳。按照這種邏輯的司法改革往往不符合中國實際。
我們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要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不能過分強調理念和西方模式，而要強調解決中國問題，而且一定要意識到每個制度都有其優(yōu)點和弊端，理性的制度設計都有“意外后果”問題。
改革最大的風險在于舊制度的優(yōu)點隨著弊端喪失了，可沒有注意到新制度的弊端比預想的優(yōu)點還要多。這次推出主審法官獨立審判制度換法官責任制就應當慎之又慎。因為這種改革與我們原來的司法體制有很大的沖突，在實踐中肯定面臨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建議二 改革不可操之過急，要提倡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
改革是一項長期的試驗，從世界歷史上看，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新制度的確立、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當長時間、符合中國實際的探索和積累。中國司法改革的目標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這需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整體的完善和定型而定型。
因此，司法改革不可能操之過急，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不能按照五年任期來推動司法改革，從而把2016年看作是司法改革的攻堅關鍵年。而應當要在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慢慢形成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
因此，我建議司法改革不能只講“頂層設計”，而忽略地方因地制宜的實驗和創(chuàng)新。特別要注意，中國是一個大國，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的借鑒意義有限。我們要建立大國法治，就要始終注重調動兩個積極性，既要注重中央頂層設計的積極性，又要提倡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的創(chuàng)造性。最近的司法改革中，強調頂層設計多，提倡地方探索不夠。
具體而言，建議目前各地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試點，不能僅僅匆匆忙忙試點之后就總結經(jīng)驗之后就在全國全面推開，而要在各地全面運行相當一段時間之后，不斷總結其經(jīng)驗，完善可能出現(xiàn)的漏洞。
因此，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應當是“指導性計劃”，而不是“指令性計劃”，應當給出原則、目標和方向，讓有條件的地區(qū)先行先試，沒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等條件成熟在改革或者探索不同的改革方式。甚至考慮建立司法改革的實驗區(qū)或特區(qū)，把經(jīng)濟改革中的“縣級競爭”經(jīng)驗運用到司法改革中，讓各地探索如何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體制，甚至形成不同的地方特色和地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