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勇堅律師的新作送到我案頭之日，正是幾起法律人之間的糾紛乃至訴訟發生之時。作為一位從業多年的媒體人，更作為一位奔走于法律共同體之間的法律人，我自然很關注這幾起訴訟。與許多法律人一樣，我當然也不希望法律人之間因為某些言語乃至因為某些批評而爭得不可開交。于是，就有一些熱心人士張羅并邀請我出面做一次調解員，以實現法律人之間化干戈為玉帛，變對手為援手。盡管后來因種種原因而沒有真正介入調解程序，但我從此開始認真研究并真正深入調解員這個角色，也進一步知道調解員這個角色其實也是我們法律人應當擔當的使命。
在這方面，上海建緯(長沙)律師事務所戴勇堅律師既是一位優秀的探索者，更是一位敢于挑戰善于思考的成功者。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新作，正是戴勇堅律師探索與思考的研究成果。
本書圍繞怎樣進行法律談判而展開，全書從前到后，既有宏觀的談判理論，也有微觀的談判技巧;既有從研究層面的戰略思考，也有操作層面的實戰案例;既有理論研究的基本要點，也有經驗總結的基本要領�？梢哉f，無論是訴訟律師還是非訴訟律師，不論是資深律師還是年輕律師，都值得參閱與借鑒。
但是，在我看來，本書最大的看點也就是戴勇堅律師通過本書提出了一個最有價值的問題：律師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職業?律師與調解員、談判者之間能否畫上等號?換句話說，律師能否擔當和事佬?律師能否成為和事佬?懂調解與懂談判的律師是什么樣的律師?
眾所周知，律師是民主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職業。許多國家和地區無不將律師作為特殊的職業團體來對待。德國《律師法》規定：“律師是獨立的司法人員”;加拿大出庭律師與初級律師法分別規定：“律師屬司法輔助人員”，“每一個獲準在最高法院擔任初級律師的律師協會會員，均為加拿大自治領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員”。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律師是司法人員，但法學界和律師界普通認為律師是“在野法曹”，以區別于拿國家薪水的司法官員。而英美法系國家的律師還要經常應司法機關的要求，擔任一定的司法職務和從事一些司法工作。此外，律師還經常作為公訴律師代表國家出庭支持公訴。
由上可見，律師的身份與角色顯然無法以一種定位來概括。因為當事人及其服務需求的多元化，自然而必然導致律師職業定位的多元化。我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據此，律師依法接受委托或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應當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所以，不論是訴訟還是調解，只要能夠達到這“三個維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首先，“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表明，律師要最大限度地爭取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這是律師的本職;第二個層次，律師要通過維護當事人的權益達到“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的目的。從法律人的職業使命來看，這是律師的專職;第三個層次，律師在做好本職工作和完成專職工作之后，最終要求實現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最后目的，這是律師執業的最高目標，也是律師執業的最高使命。律師制度是現代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追求正義的道路上，律師作為一支相對獨立力量的存在，保證司法公平程序和人權基本價值的實現，并促使國家司法機關犯錯誤的概率減少到最低限度。具體地說，律師通過自己的執業活動，使社會秩序得以維護，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使人權價值得以保障，使社會正義得以實現，使民主法治得以加強。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實現第三個層次的目標，是律師的天職。
作為受命于危難憂煩之際、效力于是非曲直之間的法律職業人士，律師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斷變復雜為簡單、變被動為主動、化腐朽為神奇、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職業。通過代理訴訟實現當事人的目標，當然是律師的基本業務。但是，談判同樣也是幫助當事人實現上述目標的專業本領與技巧。無論是簽約談判還是項目談判，無論是有關訴訟還是非訴訟的代理談判，無論是面對法人還是自然人的商務談判，無論是代表國際企業還是國內企業的涉外談判，無論是有關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的政策談判，律師參與其中，必然大有可為、大顯身手。
在我看來，律師參與談判，充當調解，其實就相當于一個“和事佬”的角色。如果說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那么同樣的道理，律師決戰又豈止在訴訟?努力追求為當事人進行談判、實現調解的職業目標，也應當被認為是律師業務的“第二戰場”。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律師成為一名優秀的“和事佬”，將自然而然地帶來幾個方面的雙贏乃至多贏效應：一是節省時間。首先應當承認，在當下各級法官尤其是基層法官普遍人手短缺、訴訟爆炸、任務繁重而判決結果又常常未能如愿平息糾紛的情形下，司法調解對于實現法律要求的“定紛止爭”目標具有其他方式無可比擬的作用。在有關學者和實踐者看來，司法調解將以當事人之間私權沖突為基礎，以當事人一方的訴訟請求為依據，以司法審判權的介入和司法審查為特征，以當事人之間處分自己的權益為內容，實際上是公權力主導下對私權利的一種處分和讓與。相比那些漫長反復的訴訟來講，案件如果能夠以調解方式結案，不僅將節省自己與當事人的時間，而且還往往能夠達到雙方當事人都不上訴、不申請再審、不再上訪的皆大歡喜之結果;二是降低成本�，F實有大量的事實表明，通過律師的有效代理，借助律師職業智慧，成功實現司法調解，減弱訴訟過程中的矛盾沖突，這對當事人而言，不僅是一種對原有目標設定進行重新選擇的嘗試，更是一種對經濟成本實現有效降低的探索。而對那些弱勢當事人來說，如果避免訴訟之累等同于錦上添花的話，那么降低成本就相當于雪中送炭;三是提升形象。了解律師的人都知道，律師是名副其實的化解矛盾的高手。在法治社會中，在市民社會里，律師的確在處理和化解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矛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矛盾、甲方與乙方之間的矛盾方面，能夠發揮相當的作用。同時，為了避免給社會、給政府、給國家帶來更多的麻煩，律師也是解決麻煩的高手�；饷芤埠�，解決麻煩也罷，均表明律師在履行職業責任與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可圈可點，而其中擔當“和事佬”的職業表現則更顯示了律師的崇高使命感。可以預計，律師擔當“和事佬”的角色與使命，將為律師業贏得社會更好的口碑和帶來更多的成果。
作為一名有著二十多年執業經驗與專業成就的資深全國優秀律師，戴勇堅越來越意識到，律師是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者，也是追求公平和道德的社會建設者，律師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對法律條文和訴訟程序的熟練掌握中，更可以體現在調解與談判的大舞臺上。在他看來，世界就是一個大談判場，調解無關大小事。每一單業務就是一場漂亮的“調解仗”。在這場戰爭里沒有箭拔弩張，沒有硝煙彌漫，只有坐席而談，各抒己見，求同存異乃至握手言和。
于是，戴勇堅律師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目前中國已有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三調聯動”機制，均是國家權力在發揮管理功能，那么，公司化模式的商事調解與談判有無用武之地呢?調解與談判是否可以在中國實現市場化服務?有無培育市場的土壤?
作為法律人，戴勇堅深深體會到，公司化模式的商事調解與談判服務在中國的適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戴勇堅在深度研究了國內調解談判市場后，戴勇堅和他的伙伴們發現，建立科學、系統、規劃而實用的調解員、談判者理論體系和培訓體系，是調解談判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于是，2014年年初，作為國內首家民間商務談判及商事糾紛調解公司——湖南創通商務談判咨詢服務有限公司，在戴勇堅律師等同仁的努力下應運而生。據介紹，其目標旨在開創國內民間商務談判與商事糾紛調解之始，為糾紛方架設溝通之橋梁、達成和諧共贏而生。在其“創新調解、雙贏談判、定分止爭、共建和諧”的服務宗旨中，致力于通過調解、談判方式促成當事雙方和平協商，為客戶提供高效、專業、經濟、便捷的糾紛解決方案。
可以說，致力于成為公司化調解談判服務市場的培植者和踐行者的戴勇堅律師，正在走上一條可能不太平坦但又并不孤單的路。因為他看到，已經有許多律師同行正在關注、正在匯入、正在同行。
在許多人的傳統觀點里，好律師似乎就是要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咄咄逼人。這確實是律師的一面，但并不是律師的全部。其實，懂法律的律師是一名合格的律師，懂仲裁的律師是一名好律師，懂調解談判的律師則是一名更好的律師。
從合格的律師到更好的律師，其實不僅僅是業務的拓展，更是境界的提升。
是以為序。
(注：本文系應上海建緯律師(長沙)律師事務所主任戴勇堅律師之邀，為其即將推出的新作《如何當好調解員——法律談判的理論、策略和技巧》所作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