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最后一次民法典編纂擱淺，中國民法學者編纂民法典的雄心漸漸平息，幾乎已經忘卻這依然是他們不可推卸的一項歷史使命。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明確宣示要制定中國民法典，自清末以來的中國民法典之夢又被點燃。
其實，雖無民法典，但中國的民法已經蔚然大觀。在過去三十年中陸續頒布的《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已經構成一部民法典全部要素。如果立法者偷懶的話，將它們裝訂在一起，賦予“民法典”之名，也無不可。但中國民法學者的雄心顯然不屑于此。
民法典是一項神圣的事業，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也是哲學意義上的。
中世紀之后，第一位提出民法典理念的人不是政治家拿破侖，而是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他受到牛頓力學偉大成就的激勵，相信人的理性既可以認識物理世界，也可以認識人類社會，人的理性有能力創造一部法典，為人類社會的全部社會關系的矛盾找到答案，只需發現一些基本的公理，然后，像歐幾里得幾何學那樣推理，就可以獲得全部法律規則。萊布尼茨的民法典理念與他的二進制是一樣偉大的貢獻。
拿破侖是第一位將民法典理念付諸實踐的政治家，他因此流芳百世。雖然他建立的帝國和軍隊早已煙消云散，但他于1804年制訂的《拿破侖民法典》卻依然活在當代法國，乃至其他國家。
德國人在民法典編纂上更具有天賦，《德國民法典》比《法國民法典》(《拿破侖民法典》)晚了近百年，1896年才頒布，卻在整個20世紀遙遙領先。德國民法學家承繼康德和黑格爾的思辨力，創造了許多民法概念，如法律行為、法人等，統領整個法典，學問高深莫測。
民法典的出現，對人類的倫理思維影響甚大。人民告別了樸素的直覺式的是非判斷方式，把是非判斷交給了概念，有民法典在手，仿佛有了一臺倫理是非的計算器。其實，多少有點異化，但符合世俗世界理性化的進程。
日本是第一個制定民法典的亞洲國家。龐然大物的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嚇壞了日本人，日本人在東京灣填造了許多沙洲，也未能抵擋住美國軍人佩里的軍艦。
日本開始立憲和修法。明治天皇邀請法國法學家布瓦索納德(Gustave Boissonade)為日本起草了民法典。在靖國神社附近現在還有一座大廈，就是以布瓦索納德命名的，以示日本人對他的感謝。他還曾作為明治天皇的法律顧問參與中日甲午談判有功，獲得5000萬日元的打賞，名利雙收。
但是，他的法國版的日本民法典草案，因為忽視日本的習慣和風俗，而被日本學者詬病，之后，由東京帝國大學的三位教授穗積陳重、富丼政章、梅謙次郎等，起草了日本民法典。
其中，梅謙次郎對中國影響最大，他擔任法政大學的校長，培養了陳天華、汪精衛、宋教仁、胡漢民、沈鈞儒等一批青年革命家和法學家。梅謙次郎還應清政府的邀請，派自己的學生松岡義正幫助起草《大清民律》。當然，清政府起草《大清民律》的直接政治動因，與當年的日本一樣屈辱，是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治外法權”。
獨立制定民法典是一國民法學者自尊心的體現，當年，東京帝國大學的憲法教授穗積八束批評法國版的日本舊民法典草案，直接的后果，就是他的哥哥穗積陳重擔綱起草日本新民法典草案，兄弟倆的配合真是天衣無縫。雖然日本新民法典草案也基本仿抄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但是，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抄的。
清末國力貧弱，法學學術尚未開化，民法典編纂自然依賴日本學者，但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民法典》的制定完全由中國學者獨立完成，史尚寬等五人起草小組成員以及顧問王寵惠都是當時的大法學家。這部優良的法典后來被趕到小島上茍且偷生了。
新中國歷史上編纂民法典的最好時機是中共建國初，因為有《蘇聯民法典》作榜樣，況且大國初創，尚是一張白紙，可任意涂畫。1954年，毛澤東的政治宿敵王明領銜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結合中國民事習慣調查和蘇聯民法的經驗，完成草稿，但最終夭折。
據王明的夫人孟慶樹的回憶：“可惜除了婚姻法得以確認公布外，民法典等其他各種法案都未能確定，這里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反對法律，毛說：‘各種法規都是束縛手足的東西’。”
之后，在1962年、1979年、1998年，新中國還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眼前是第五次民法典編纂的嘗試，它的時代背景和深層問題，需要認真審視。
法典具有全面涵蓋性和體系性，但現在，在許多民法典國家，由于單行法的增多，除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環境保護法等，還有關于特別類型的法人的單行法、金融領域發展起來的特別擔保類型的單行法等，加之法官造法，多如牛毛，導致法典被架空，法典體系龜裂。
民事案件的裁決更多的是適用單行法，而不是民法典，民法典成為一部“剩余法”(residual law)。這就是1978年意大利學者那達林若·伊爾蒂教授(Natalio Irti)提出的所謂的“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現象。
民法典歷經滄桑，結構與內容顯得陳舊而空泛，如同一座老宅，橫梁和立柱都得換了，無法修補，許多國家重新編纂民法典，此為“再法典化(recodification)”現象。例如荷蘭于1992年施行的新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省的1994年民法典。
在其他國家已經開始嘗試“再法典化”時，中國卻剛剛開始編纂民法典，應如何定位我們的任務?
如果將此次編纂僅僅視為20世紀未竟事業的圓夢，那就非常簡單，匯編即可，略略增刪，這就是平常心。
如果是將21世紀各國所正在嘗試的“再法典化”作為背景，參與合唱和競爭，力圖創新，那就是雄心。
用時間維度來表達，那就是，我們是要編纂一部20世紀的民法典，還是編纂一部21世紀的民法典?
當然，對于再法典化，并非所有國家都雄心勃勃，法國人似乎是無信心了。法國的法典編纂委員會在最近的報告中說：“起草新法典的時代可能已經終結了”，她給出的理由很奇怪，因為“這是一個電子技術的時代”。
羅馬法時代，查士丁尼大帝編纂《國法大全》是為了解決法的易得性和易讀性。現在，電子技術就可以解決法的易得性和易讀性問題。法國有著名的“大老子(Dalloz)法律電子數據庫”，被法國人譽為是他們的真正的活法典。有了“大老子”，一切法源盡在屏上，編排有序，交互查詢，清晰可讀，還需要新民法典嗎?
但法國不是中國，法國的問題是“再法典化”，中國的問題是“法典化”，中國立法者應利用后發優勢，通過“法典化”一并解決“再法典化”問題，既然要折騰，那就一勞永逸。
此次中國民法典編纂應是一次創新，它應是一次怎樣的創新呢?
首要問題是，我們需要一部多大的民法典?英國哲學家邊沁鼓吹萬全法(Pannomion)，法典應包容一切，但他的意圖是為了解構神秘的普通法，讓法在人民面前透明化。但在電子化時代，法典無須大，大并非偉大，“好大的法典”并非“大好的法典”。民法典需要將知識產權法、婚姻家庭法，以及各類民法單行法一并吸入體內嗎?學者需要找到一條黃金分割線，以丈量和確定民法典的體型與體量。
其次，即使用20世紀的民法典的內容標準來衡量現行中國民法，中國民法體系依然存在空白和混亂，例如實踐中雜亂的法人制度，缺乏“頂層設計”。應借助民法典編纂之際，整理并改革中國的法人制度。再如，中國無商法典，但商事交易的一般問題需在民法典中有一席之地。
再者，關于法典的抽象化問題。荷蘭新民法典新增了財產法總編，中國民法典需要嗎?雖應摒棄“為了抽象而抽象”的抽筋式立法，但抽象化最顯示法典的品質，它是民法成長的種子，中國民法學者有雄心制造一批抽象化的種子嗎?
如果民法典編纂走得再遠一點，還應當有一點野心，那就是發揮一定程度的憲法功能。
今天已經不是拿破侖的時代了，民法的憲法功能的時代早已過去，民法典的社會功能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實質上是在被壓縮，因為大量財產是通過公法創制和分配的，民法典被嚴重邊緣化了，但在中國，在憲法未全然發揮威力時，民法典需要發揮更大的威力。
可能增設的具有憲法意義的條款是關于土地制度，集體土地流轉正在試驗中，其經驗如在民法典中固定，將實質突破傳統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內核。當然，還有其他可寫入民法典的憲法性的條款。如果中國民法學者能將民法典起草成“半部憲法”，這將是21世紀立法史上的絕唱。
我們期待一個偉大的民法典在中國誕生，但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即使編出一個精良的民法典，它也是不能解決法律規則的及時供應問題的，民法必將依賴法官的判例法才能成長。
民法典與判例法的關系，正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民法典打好框架，然后讓判例法瘋狂地生長。所以，在中國，制定民法典與承認判例法是同樣重要的兩件事，后者甚至更加重要。
民法典的成長離不開判例法，而民法典的保護則離不開憲法。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對民法典的侵蝕，將是嚴重而迫切的問題。
修改后的《立法法》授權284個設區市立法權，地方立法增多，違憲或架空民法典的現象將成為“新常態”，所以，設立違憲審查機制，才能保護以法典為核心的法的統一性，否則，中國民法典將面臨真正的“解法典化”問題。
應如何編纂中國民法典?是修修補補打一個包算了;還是搞一點中國特色，在世界民法典的花園里增加一朵奇葩;還是聲東擊西，夾一點憲法意蘊的條款，讓民法典成為“民權典”。懷抱“中國夢”的中國立法者和民法學者，他們的內心深處是平常心?還是雄心?還是野心?此次民法典編纂倒是一塊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