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由國家推進的，中國的法學很大程度上是在與政治的互動中發展起來的。2013年中國法學的發展，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而展現了其卓著的智識貢獻，同時也擴充了其知識體系、拓展了其理論增長的空間。
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兩次會議不僅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做出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而且把法治提高到了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局事業的總體高度。這一方面體現和反映了法學和法律界在中國法治建設核心領域和關鍵環節所取得的理論成果與共識，另一方面也為法學研究指引了方向、開發了課題。
其中，最為耀眼的景象是關于法治中國和司法改革的研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正式使用“法治中國”的概念，并將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之一。在年初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法治中國”概念伊始，就有敏銳的法學家捕捉到了這一語詞中所蘊含的巨大理論創新潛力和實踐推助力，并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學術研討會、雜志筆談等形式對其時代意義、科學內涵、構成要素、邏輯理路、實現途徑等基本方面進行了奠基性的研究。比之“法治國家”，“法治中國”包含“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豐富內涵，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升級版”。“法治中國”或許意味著一種新的范式，可從新的視角闡釋出新的問題和新的思想，成為促動中國法治進步和法學發展的支點與杠桿。
司法是法治乃至整個政治體制中最核心的環節之一，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的建立，必然要求在整個政治體制的結構中對司法體制機制進行改革。兩次會議的文件中寫入了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內容。這凝結了近年司法研究的共識，是重大的突破，但不意味著前路的平坦。如何落實審判權和檢察權的依法獨立行使、如何實行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如何調整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如何實現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省級統管等等，都關聯著司法正當性理論的重構和政治體制機制的改革。這也預示著司法文明研究仍然在路上。
此外，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立法體制機制的改革、行政執法體制的改革、法治評估指標體系的建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等具體問題的研究，曾經是并還將繼續是中國法學的重要課題。
當然，其間不僅僅有共識和進展，也伴隨著爭鳴和波折。例如，關于憲政問題的學術爭論，也構成2013年中國法學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雖然2013年中國法學最亮眼的景觀是由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回應所驅動的，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一種秉持規范理論和教義學范式的研究力量正在崛起，他們竭力主張形式法治的理念，致力于法學內部知識體系的構建。這也在同樣重要的意義上表征著中國法學的成熟化發展。
總之，2013年中國法學在法治建設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領域和關鍵環節上獲得新的發展。其所秉持的實踐立場和中國立場，及其所宣揚的人權、民主、共和、尚法、尚善精神，值得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