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三十年，中國查辦了許多貪官，包括逾百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但是反腐敗的整體成效似乎不大，因為社會中還有很多貪官。反腐敗的要點不是昨天和前天的腐敗，而是今天和明天的腐敗。因此，預防腐敗比懲治貪官更為重要。漢代思想家荀悅曾說：“盡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把此話用于反腐敗：預防明天的腐敗是上策，阻止今天的腐敗是中策，懲治昨天的腐敗是下策。因此，中國反腐敗的戰略重心應該從懲治貪官轉向預防腐敗。
這些年，我國在預防腐敗方面也作出不少努力，但是與查辦腐敗大案在社會上引發的反響相比較，這些預防措施總給人“虛張聲勢”或“小打小鬧”的感覺。雖然許多領導都在強調預防腐敗的重要性，但是中國的反腐敗實際上仍然沿襲著以懲治為主的基本路線。而要完成反腐敗的戰略重心從懲治貪官轉向預防腐敗，就要從戰略的高度看待預防腐敗的重要性，就要從預防腐敗的角度去制定反腐敗的總體規劃。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或許標志著我國的反腐敗重心將從治標轉向治本。誠然，推進政治體制改良是治本的必然路徑，但是要循序漸進，因此當務之急是先要推出一些具有指標意義的預防腐敗制度，譬如官員財產公示制度。
官員財產公示是行之有效的預防腐敗制度，而且具有彰顯執政者反腐敗決心的指標意義。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都表明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價值，中國沒有拒絕實行的正當理由。不過，社會穩定也是國家決策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倘若眾多官員名下都擁有大量財產，那么實事求是地公布開來確實有可能引發社會震蕩。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真實障礙就在于當下中國擁有不適宜公開之財產的官員數量太多。然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作用是反腐敗，不是證明官員的清廉。中國不能等到所有官員或大多數官員都成為清官那一天才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一方面是百姓的強烈要求，一方面是官員的重重阻力。于是，官員財產公示這項很好的預防腐敗制度就在中國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僵局。
預防為主的戰略觀可以為打破官財公示僵局提供思路。如果反腐敗的戰略重心是懲治貪官，那么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著眼點就是昨天和前天的腐敗。如果反腐敗的戰略重心是預防腐敗，那么建立這項制度的著眼點就是今天和明天的腐敗。在后一種情況下，推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目的不是查辦和懲治已經發生的腐敗犯罪，而是阻止和預防尚未發生的腐敗犯罪。當腐敗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缺陷漏洞和社會的習俗環境等因素時，適度的寬赦可能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把附條件寬恕罪行的思路運用到反腐敗之中，可以推動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臺。
筆者曾經提出“以特赦換制度”的主張，后來考慮到“特赦貪官”的建議難以施行，就提出分三步漸進式推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建議。第一步是自愿公示，建議黨中央通過一項決議，鼓勵各級領導干部自愿公示家庭財產。中紀委可以創建一個公開的“財產公示網站”，中央直管干部都可以自愿在這里公示家庭財產，民眾都可以隨意查看。地方各級紀委也可以開設同樣的網站，讓地方各級干部自愿公示財產。此外，中央還可以制定一些鼓勵自愿公示財產的政策，例如自愿公示而且屬實者可以優先晉升。第二步是抽選公示，建議在現有內部財產申報制度的基礎上每年隨機地公開抽選一定比例的官員進行財產公示，在網上公示其申報材料，由民眾參與審查。第三步是晉級公示，對象應該是中高級領導干部。例如，中央可以規定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在獲得晉級時都要在網上公示其家庭財產。當然，他或她也可以選擇不公示，但那就意味著放棄升官的機會。
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必須以“頂層設計”為前提，不能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讓地方政府“摸著石頭過河”。我希望黨中央能在四中全會上就官員財產公示問題作出統一決策。如果把上述三個步驟銜接起來，每個階段的時間設定為一至三年，那么中國可在少則五年多則十年的時間內全面建成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當然，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自身并不能完成預防腐敗的任務，必須輔以相關的制度保障，包括公示內容的審查機制和虛假申報的處罰機制。同時，中國必須抓住這一時機對政治體制進行改良，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