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非常強調建立健全黨和國家的防錯和糾錯制度。例如,在強調依憲執政時,決定指出要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在強調依法行政時,決定指出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在強調公正司法時,決定指出要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要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在強調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時,決定指出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由此可見,建立健全防錯糾錯制度覆蓋了黨的建設、人大工作和“一府兩院”等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不僅高度重視堅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同時也高度重視進一步提高防錯糾錯能力的決心。
中央作出這些決定,是對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民主法治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回首過去的歷史,我們十分痛心地發現,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在取得巨大成就、改變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特別是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敗勢的同時,也存在對嚴重違反民主法治事件或不能防止、或不能及時糾正、或糾正費時較長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后對此曾有中肯的分析。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十分精辟地總結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中央作出這些決定,是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現實狀況的中肯應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既是歷史選擇的結果,又是中國屬于追趕型現代化國家、必須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現實要求。由于中國共產黨處于這樣一種地位,就使得它的防錯糾錯能力要相應增強。1957年,鄧小平在闡述“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的重要性時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鄧小平的這段話已被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教訓所證實。
中央作出這些決定來之不易,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貫徹落實這些決定更是不易。鄧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兩個不改變”:“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兩個不改變”是對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民主法治經驗教訓的總結,今天仍然值得我們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