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多起暴力恐怖襲擊，各地反恐措施逐日升級。近日，北京地鐵部分站點試行“人物同檢”，引發社會熱議。所謂“人物同檢”是指乘車人及攜帶物品均在安檢之列。可以想見，對每天搭乘地鐵上下班的大量市民進行與民航登機類似的專業安檢，其人力、物力、時間成本都是巨大的。面對新“盤龍陣”帶給我們的視覺沖擊，有論者認為這是恐怖主義陰影下的“新常態”，社會成本的增加應歸咎于暴恐分子。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認為此舉與“地鐵的大容量快捷性不符”，真正實行尚須慎重調查、征詢民意。當然乘坐地鐵出行的北京市民更有發言權，在大部分乘客配合新規執行、耐心等待之余，也有部分因天氣燥熱、上班心急而忿忿不平。
此舉是否合理可行，又如何進行利弊權衡，不能缺行政權力合理規范運行的視角。嚴格而言，地鐵安檢措施屬于緊急權力范疇。所謂緊急權力，即政府為處置突發危險局勢而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以期迅速恢復憲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特別權力。在必要情況下，緊急權力甚至能夠對公民財產權、人身權等進行暫時性限制，即部分權利的克減，但歸根結底這是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不得以而為之。由于現代社會危機具有難以預測、牽涉面廣、危害巨大、散播迅速、連鎖性強等特點，為實現公益目的，行使緊急權力的最好方式反而是預防危機事態發生——通過采取安檢、封控、隔離、銷毀等預防管控措施，政府將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消滅于萌芽、將其危險性控制在最低。
然而，緊急權力的行使亦存在成本問題和濫用風險。在各類危機日益多發、高發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在多種場合采取預防措施以應對風險。但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出發，采取這些預防措施不但投入極高、成本巨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是什么因素驅使政府如此行為呢？首先，網絡時代無處不在的媒體宣傳和輿論壓力促使人們相信，危機就在身邊；第二，危機結果的無可估量性和不可挽回性迫使決策者們不得不對這種可能性做出回應，否則就要承受“怠政”、“懶政”的負面評價風險；第三，一旦危機發生，預防措施的采取也能夠減輕部分責任——對決策者而言，這有百利而無一害。據此，美國學者歐仁·格羅斯提出了緊急權力的“滑坡效應”，即緊急權力為適配危機多發情況，誘使政府在大量非必要情況下使用緊急權力，“一旦權力已經存在，人們就似乎忘記配置權力的初衷了。”
滑坡效應的困境在于，決策者很難削弱業已存在的各類預防措施，哪怕有些已極不合理。實現公共利益是緊急權力配置的最重要標準，為實現公益而暫時犧牲個人利益的政策初衷，不但使預防措施具有法理上的正當性，更具有極高的道德號召力——誰能夠置眾人于不顧？誰又能為“萬一”負責呢？在責任和道德的雙重驅使下，緊急權力滑向坡底：沒有什么風險是暫時的，危機態勢只會越來越嚴重；沒有什么是絕對安全的，任何個人都是被提防者；相比公共利益，行政成本、管理創新都成為次要考慮。與此同時人們心中的共識卻是：這些措施不是針對“我們”而是針對“他們”，“他們”是恐怖分子、嫌犯、另類，這種措施能將“他們”有效地排除在外，保證“我們”的安全。殊不知，當人們普遍開始如此思考時，恐怖分子們渴望營造的氣氛就已經形成了——社會信任蕩然無存，人人自危、各自為戰。
反觀現實，地鐵越來越嚴的安檢措施直至如今“人物同檢”也就不難理解。反恐是一場攻堅戰，更是一場持久戰。它的戰場不僅存在于武力、心理層面，也倚賴于整個社會的法治化水平和抗壓能力。當安全成為我們日益重視的價值時，也不能忽視對行政成本、可行性、間接后果的分析，比如：在夏天是否有必要用專業儀器檢查肢體，畢竟市民清涼出行、是否攜帶捆綁危險品是可能依靠外觀辨認的；對個別站點試行“人物同檢”是否意味著將來要在全部站點推行，否則地鐵內部任意換乘只會使得此舉形同虛設，若不能全部推行是否涉嫌歧視部分區域居民；由于加強地鐵安檢措施而人為造成的排隊等候人群是否更易成為暴恐襲擊對象，畢竟其人員密度更高、又難于疏散、更易發生踩踏。反恐考驗我們的不僅僅是先進的檢測儀器和巨大的資源投入，更有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