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官員清正廉潔，實現政治效率清明，是任何時代都十分關注的問題。不廉潔的一個首要表現是官員受賄，但并非所有的賄賂都是針對官員的。在以“情”為主，強調群體主義本位的中國文化中，很多腐敗現象表現在人情關系中，就此形成中國文化中特有的“關系主義”，或曰“關系支配性”。這種人情、關系，又突出地表現在家庭關系中。正因為如此，看似“溫情脈脈”的家庭親情關系，是造成以權謀私、權力濫用的一大誘因。
在中國歷代廉政法制中，唐代可謂是集大成者。唐代律令對于可能蘊含于家庭“親情”中的腐敗風險，作出了明確的規范。《大唐六典》明確規定:諸外任官人，不得將親屬賓客往任所，及請占田宅，營造碾?，與百姓爭利。所謂外任官人，主要是相對于在唐都長安任職的“京官”而言的。這一規定明確禁止外任官人攜帶家屬賓客至任所。其理由是，官員如果將家屬等攜來，勢必申請占田宅，在占田中如有水渠，又需要營造碾?，就會將水利資源私自占有，從而與地方百姓爭利。在物質資源相對匱乏的時代，這樣的理由自然不難理解。《舊唐書·李元纮傳》就記載類似的實例:“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以害水田。”唐代法律禁止官員與民爭利，其背后的邏輯在于，在古代中國士農工商明確的職業分工之下，官員享受了職業的尊榮與有保障的生活待遇，不應該再過度追求利益，所謂“工商之家不得預與士，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官員家人利用其權勢，必然更容易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進而與“不得奪下人之利”的約束相悖。此外，更應該看到的是，家屬隨同赴任，必然會給有所企圖者造成更多利用親情關系的機會，從而大大增加官員腐敗的風險，故不能不嚴格禁止。
唐代不僅禁止外任官員攜帶家屬赴任所，對負有監臨之責的官員家人還有額外的規定。在唐代官制中，“臨統案驗為監臨”，所謂監臨官，就是負有監察臨視責任的官吏，具體包括了州、縣、鎮、戍折衛府等判官以上的職官。唐律的“職制”中明確規定:諸監臨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買賣有剩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也就是說，負有監臨職責的官員家人，如果對其臨統部內之人，有受財、乞物、借貸、役使、買賣有剩利等情形的，都要依照“監臨之官家人乞借”定罪處罰。監臨官員本人，如果對此知情的，要處以同等刑罰;如果確實不知情，也不能完全免其罪責，而要比照監臨之官家人罪減五等處罰。
相對于禁止外任官攜帶家屬赴任，對監臨之官家人違法獲利的嚴厲規制，其立法用意就更為明顯了。監臨之官“臨統案驗”，對于所屬部下具有很大的權力，部下前途命運多系于主司，這其中，官員家人，尤其是妻妾的“枕邊風”，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除了直接行賄主司外，通過各種方式，“交好”監臨之官家人，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途徑。因是之故，要保持掌握有重要職權的監臨官職務的廉潔性，就需要優先確保其家人不能、不敢以各種方式違法獲利。只有堵住了通往職官家人的違法獲利之途，官員自身的廉潔才能得以實現。
唐代為了從家人方面規制職官的貪賄行為，還專門立法禁止“監臨娶監臨女”，諸監臨之官，如果娶所監臨女為妾者，要處以“杖一百”的處罰。如果監臨之官為親屬娶所監臨女，同樣“杖一百”。唐律對這里的“親屬”作出解釋，包括本服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若是監臨之官為娶的，親屬不坐罪;如果是親屬與監臨官共同強娶，或恐嚇為娶者，則以監臨官為首，親屬為從科罪。如果是“在官非監臨者”有類似行為，減一等處罰。這些規定還是針對一般情形，如果有事之人，有所行求，如求監臨官司曲法判事，則需以奸論加二等治罪。為親屬娶監臨女的，也比照自娶定罪處罰。
唐代律令法制之所以對官員家人的各種不當行為作出嚴格規制，其最終目的當然是保障官員職務的廉潔性，進而實現國家政務的高效有序。這些涉及官員家人的法律規范雖然零散，卻透露出唐朝立法者對中國家族主義下的人情事理的深刻體察，以及依法進行規制的嫻熟運用。禁止外任官攜帶家人與民爭利的規定，更是凸顯了作為“士”的職官群體的自律、自省，值得后世深思。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