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想主義的視角看,法治是現代社會最親密的情人,她擁有上帝的品格、天使的臉孔和魔鬼的身材,簡直就是完美治理的代名詞。美國的法治,被很多人當做理想化的標桿。但正是所謂的“理想法治”,在現實中不免遭遇尷尬,暴露出各種短板和悖謬。
首先,法治必須具有內在的協調機制,否則極易導致執行過程中的功能失調和目的異化。2013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力推的“可負擔的健保法案”,因其具有全民福利導向的法治關懷,出臺之初備受贊譽和期待,但在執行中卻遭遇了機制細節上的滑鐵盧。面對美好的政府承諾,民眾蜂擁參與新的保險計劃,導致設計欠佳的聯邦官方網站崩潰,最后只有不到2%的人完成登記。更糟糕的是,大部分民眾除了不能順利加入新的保健計劃,還面臨原有保險被停止的問題。奧巴馬聲望遭到重挫,民意支持跌到歷史最低點。共和黨也借此大做文章,主張削減聯邦政府預算,導致政府停擺16天。可見,內在協調機制對于法治多么重要。法治要順利實現其承諾,不僅要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實施上實現協調,還要在政黨政治和民意政治間保持均衡——這絕不是漂亮的口號和美好的愿望能夠達成的,它需要系統化、一體化、均衡化的運作機制作為程序保障。如果政治的多元力量不能實現制度化的共識,不能在行政過程中形成法律主導的合力,任何打著法治旗號的改革都會缺乏實效,歸于失敗。最后的結果是在短暫的叫好聲后,迅速被主流民意否定和拋棄。
其次,法治必須將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有機結合,不能陷入安全與人權二元對立的價值迷局。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在全球范圍引起了軒然大波。斯諾登披露的機密材料讓世人看到了一種可怕的信息監控力量,它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著威脅社會基本安全的信息侵入。在美國,這種“以法治反法治”的行為,其實并不少見,折射出理想主義法治內在的悖論。一方面,法治在理念上的權利宣揚越是深入人心,其被質疑和否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法治的神圣承諾不是無條件的,而法治的條件是極端現實主義的,不會遷就理想的完美和崇高；另一方面,法治的條件即使基本具備,其實施機制也難以完全沒有漏洞,只要有價值衡量,就會有犧牲和偏向。克服法治價值偏向的一種思維方法,就是均衡本位的結合論。例如,對國家安全而言,它就不是自我指涉的孤立存在,而應當在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結合銜接中,尤其是在公共安全和社會安全的一體維護中彰顯其戰略價值。如果美國國家安全部門自身沒有那么多安全漏洞,以斯諾登的權限,如何能夠獲取大量絕密情報并成功攜帶出境?這樣一個連自身內部安全都無法保障的機構,如何能夠維護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安全?所以,只有將社會安全與國家安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個體安全與整體安全、信息安全與實體安全緊密結合起來的法治機制,才是真正現實有力的“安全衛士”和“人權門警”。一體化安全,與多樣化人權一樣,都應是法治的核心價值。二者都事關人的存在根本,安全是整體的前提、基礎和背景,人權則是具體的利益、自由和主張。二者都應當在法治運行中得到均衡實現,而不是陷入二元對立的無謂爭論。
現代法治堅持這樣一條公理:只有基于生命保護的社會安全才是最大的國家利益。在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嫌犯用土制的高壓鍋炸彈,制造了9·11后美國本土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嫌犯都是非常美國化的移民,但由于生活的變故和壓力,加上原教旨主義的影響,選擇了以“仇恨犯罪”的方式進行“社會泄憤”。這是對社會安全的攻擊,也是對國家安全的挑戰,更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以安全和人權為價值的法治,在尷尬的同時,必須對此作出回應,除了對嫌犯合法審判之外,還要從社會、制度和文化根源上深入反思,尋找根源。反恐不能成為無限擴張國家權力的理由,維護安全也要區分性質和程度。對生命安全的捍衛,是法治的底線,而對生命安全造成最大威脅的,往往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和文明沖突,而是在具體社會情境中人們對不平等、不公正的情感宣泄。歸根結底,社會不均衡的結構性問題和法治現實表現不佳,共同造成了人們對公平正義理想的幻滅,隨之產生極端思想和非理性情緒支配的犯罪行動。再嚴密的技術手段和安保措施,都難以防御精心準備的高壓鍋炸彈。只有真正解決了非均衡社會結構帶來的仇怨,法治承諾的安全和人權才能得到低成本、制度化的認同和保證。
最后,我們應當對這樣一種“法治悖論”加以必要的關注:在現代社會,尤其是法治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平等保護”的法律原則在實施中反倒容易偏離方向,成為推動生活方式解放的運動策略,而逐漸喪失其本來的社會均衡真意。2013年,美國的齊默曼案再度引發了人們對種族問題的爭議,也再次表明基于種族歧視的不平等已嵌入社會肌體深處,法律原則很難改變事實上的社會不均衡。
2013年7月13日,由清一色的女性組成的6人陪審團,其中5名白人,作出了齊默曼無罪的判決。這一判決部分證實了法學研究的結論:“在陪審團全是白人的情況下,黑人和白人即使犯了同樣的罪,黑人更有可能被判罪,而且刑期也可能更長。但是,如果陪審團中有一名黑人,情況就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只要有一位有色人種站出來要求公正,就會有天壤之別。”之后,包括邁阿密、芝加哥、洛杉磯在內的美國很多大城市相繼爆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很多民權運動領袖也紛紛出面譴責這一槍殺事件。此案在美國上下引起的震撼之強,有關種族問題的辯論之激烈,就連總統也介入進來,他還特別談到歷史上非洲裔美國人所經歷的種族不公和歧視,并呼吁美國人就馬丁之死以及齊默曼被判無罪進行自我反省。
其實,最好的反省應是對法治理想遭遇尷尬的說明和解釋,而不是公式化的對法律原則重申與強調。正當齊默曼案審理待判之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捍衛婚姻法案》違憲的裁決。代表多數派的肯尼迪大法官認為,同性婚姻屬于平權的范疇。這一裁決被認為是民權運動史的重要里程碑,但同時也表明,美國近年來重大且迅速的社會革命沒有發生在種族平權領域,而是產生于性別主義的婚姻平等中。從政治、階級、族裔的平權到生活方式的平權,是否代表了現代社會法治的某種趨勢?對此,我們尚不能作出結論,但可以確定的一點,那就是法治的平等保護應當重點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只有在此基礎上,真正的“生活自由”才有安全的保障和公平的意義。
來源：《法制日報》2014年4月2日